日前，一條“年收入12萬算高收入人群”的謠言引發集體吐槽，圍繞“中等收入階層”的討論持續發酵。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社會”是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如何實現這種“轉方式、調結構”的發展目標，讓更多人享受到國家發展改革帶來的紅利？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石磊教授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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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質”是中等收入階層的突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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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等收入階層的屬性來看，他們更加注重文化消費、教育消費、健康消費、旅游消費。這意味著中等收入階層對收入水平要求比較高，對經濟增長質量要求比較高，不再是簡單地要求GDP增長。
同時，中等收入階層希望社會穩定，因為如果社會不穩定，經濟發展不穩定的話，中等收入階層就有可能從中等收入狀態，不小心跌入低收入狀態。中等收入到低收入中間有一個過渡帶。另外從政治來看，中等收入階層有積極參與政治，表達訴求的愿望，并在意國家進一步走向文明、現代化。
而且，中等收入階層對食品的價格不再敏感，對食品的安全很敏感。影響食品安全的因素很多，包括空氣、土壤、水、加工、物流過程等。這就要求國家在經濟發展、社會治理、公共管理、體制改革等方面，都應有一套與中等收入階層占比高的社會結構相適應的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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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認同感缺乏誘發“群體性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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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階層的焦慮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主觀上焦慮。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階層不再按照低收入人群的標準來要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他們基于一個更高的目標來看待自己的生活，常會有諸多抱怨。特別是90年代中期以來，在網絡、媒體、大眾當中都存在這種情緒。
第二是收入分配當中，存在的基尼系數拉大的情形，中等收入階層的中低高收入存在差距。他們被放入中等收入階層后，家庭負擔也增加了。因為他們是家庭的核心成員，核心成員的收入要和家庭非核心成員的收入一起分配，養老費用、子女教育費用、子女養育成本，也和過去有不同。這樣就會產生一種對于生活成本增加的焦慮。
第三是焦慮經濟收入不穩定。一方面擔憂通貨膨脹指數一上升就會蠶食掉收入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擔憂與提高生活質量相關的花費，比如在交往過程中的花費更大，為養老、教育的支出增多，要想真正過上與中等收入階層相對應的生活，其實又顯得并不是那么寬裕。
還有部分人認為自己不屬于中等收入階層，一種是懷疑統計數據不真實，另一種人是收入更多來自于勞動收入，勞動負擔過重，甚至身體遭到嚴重的損害時，寧可認為自己不符合中等收入階層劃分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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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改革紅利需“創新”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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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可能會遇到創新不足、體制瓶頸、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等問題，可能會使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長期停滯。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存在，那么中等收入群體會首當其沖受到的影響。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擺在第一位的是國家的全面創新，包括國家發展理念的創新、體制創新、機制創新，以及與供給側改革相關的市場體系創新，政府行為創新，企業創新等。把這些創新的動力釋放出來。
第二，我們要求公共政策要配套，比方說，稅制怎么改，財政體系、投融資體系怎么改、科技創新體系怎么改、成果轉化體系怎么改、高等教育體系怎么改、農村怎么發展、城鄉一體化怎么發展，這就涉及到五中全會國家強調的五大發展理念要落到實處。
第三，要有很好的利益共享機制，盡管中等收入群體占有大多數。但是事實上還有兩頭：低收入階層和高收入階層，那我們來看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是否合法、是否合理。而且還要簡化稅制，讓每一個人更多享受到國家發展改革帶來的紅利，從文化上、教育上、健康上、環境上、旅游上有一種獲得感，從而提高中等收入階層的幸福指數。
總之，各個收入水平都有自身的幸福追求，滿足社會大多數人最根本的需要，需要始終推動國家的改革不停滯、發展不停滯，不斷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不斷建構社會和諧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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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網記者：韓夢晨 張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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