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再偉大的政黨，再強有力的政府都無法滿足人的無度欲望，過度調動人的欲望，必然是經濟成果越豐碩，社會矛盾和沖突越多越激烈。沒有實現精神和物質的平衡，人注定永遠處于痛苦之中，且不能自拔。

　　習近平引導社會是以系統工程展開。他“上樹信仰”，強調“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這種對信仰的高度重視，清晰反映在紀念建黨95周年、長征勝利80周年講話和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中。他規范權力邊界與官員行為，要求“官商交往要相敬如賓，不要勾肩搭背”，“想當官就不要想發財，想發財就不要想當官”……這些思想理念已經在化作制度，直接影響了官員以致民眾的價值觀，進而形成超越歷史的新人文生態。

　　我們已經看到，大量為利益而來的官員正在擠出“官場”，當官員普遍確立新的價值系統，官場生態凈化，社會人文生態改善，中國的科學技術繁榮，經濟的良性發展才擁有了堅實基礎，中華民族也便具有了引領世界的能力。

　　第三、中國參與世界的生態在變化

　　中國曾經是大國強國，但近百年來已經遠離世界中心，鴉片戰爭是轉折點，此后每況愈下，久而久之造就出“弱國心態”和行為方式，有時與世界格格不入。這實際上也是我們所處的國際生態。

　　如果把所處的國際生態作出區別，自1840年來的一個半世紀中，我們存在過三種狀態：從“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人”林則徐，到新中國成立，中國人眼里的世界是模糊的，真正有世界高度和世界眼光、世界胸懷的人是極有限的。即便林則徐，當時也認為英軍的腿不會打彎，只要用竹桿撥倒就爬不起來，他甚至要求官兵民眾大量準備污穢之物，以此應對英軍槍炮進攻。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有了“兩彈一星”，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勝利，這些成就讓中國人產生了難得的自信，一定意上是讓一個長期跪著的民族直起了腰板。當然，由于仍然缺少對世界的真切了解，同時缺乏國際思維，我們還是走了彎路。比如參與國際共運期間，存在著理想高于現實，激情重過理性，在自己吃不上飯的情況下，仍然試圖拯救“水深火熱中的世界人民”。對世界嚴重不了解下的革命熱情，注定是悲劇。

　　改革開放到十八大前，鄧小平主導和延續鄧小平路線的中國，開始打破閉關鎖國，更多人走出國門，開始明白“世界原來是這個樣子”，又因為知曉了世界，而奮起直追，終于有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發展成就。概括起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讓國人了解世界，努力縮短先進國家的差距。這個階段的國家和民眾參與世界，帶有被動性和有限性。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導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不僅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并且有一系列舉措伴隨，包括“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也包括G20會上提出的“中國方案”。目標與行為，或者說參與世界規則制訂的中國，是把全國人民作為主體，既然是主體，就一定有獨立思考，就一定是自己在觀察世界中作出判斷。長此以往，必定塑造出成熟的大國國民，進而讓中華民族具備引領人類文明前行的能力。

　　這才是中國實現大國崛起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