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推動科技成果走出實驗室

　　——羅培新教授在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科創中心建設”培訓班的演講

　　【思想者小傳】羅培新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法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博士后，耶魯大學訪問學者，中國證券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第七屆全國十大杰出青年法學家，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上海市領軍人才，上海市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國法學》《法學研究》　等刊物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出版專著、譯著20余部。

　　科技成果轉化，是科技從實驗室走向市場的關鍵一步，素有“最后一公里”之稱。目前，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約為25%，真正實現產業化的則不足5%，與發達國家80%的轉化率有較大差距。

　　國家設立的研發機構、高等院校持有的科技成果，能否自主決定實施轉化？是否需要報經政府批準？轉化成功之后，能否自行決定獎勵科技人員？在法理上，按照“誰出資、誰擁有”的原則，政府是出資人，相關權利均歸屬政府，而研發機構與高等院校自身并不享有此種權利。這被認為限制了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的成功率。

　　2016年2月，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曾經說道：“美國搞過一個《拜杜法案》，對美國的創新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撬動作用，像這樣的國際經驗還要好好研究。”那么，美國《拜杜法案》的核心條款是什么？在哪些方面值得我國借鑒？特別是，在國家于2015年修訂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以下簡稱轉化法）之后，上海為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可以如何通過地方立法，以制度之軌鋪就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后一公里”？

　　■國家設立的研發機構、高等院校持有的科技成果，能否自主決定實施轉化？轉化成功之后，能否自行決定獎勵科技人員？在法理上，按照“誰出資、誰擁有”的原則，政府是出資人，相關權利均歸屬政府，而研發機構與高等院校自身并不享有此種權利。這被認為限制了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的成功率

　　■高校、科研院所等成果完成單位，可以規定或者與科技人員約定獎勵和報酬方案并自主實施。雖然就價值取向而言，立法應提倡為人類文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而推進成果轉化，激發善良價值觀，但凡事總應“朝高處著眼，從低處著手”，不應回避經濟激勵這一最本原的動機，不能將情懷設定為普適性激勵措施

　　■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擔負的社會責任大不相同。企業以營利為宗旨，課題研發與成果轉化均服務于這一目標。高校、科研院所以培養人才、學術研究為己任，即便沒有實現成果轉化，國家仍要投入財力。基于此，可以根據科學研究、成果形成、成果確權、成果轉化等環節，構建不同的法律關系

　　■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情，是成功的“不二法門”。立法絕不能把教授趕著去做成果轉化，也不宜將轉化設定為科研課題完成的必要條件。相反，我們應當借鑒國外成熟經驗，建立完備有效的科技成果管理服務體系。例如，美國斯坦福大學每年約有250項專利申請，而專門負責管理和轉化工作的就有50名工作人員

　　合理配置產權歸屬和轉化義務，將美國的科技成果轉化推上快車道

　　國家立法的一個常見問題是，出于普遍適用性的考慮，一些制度設計甚至核心的制度安排總是較為原則，各地仍須根據實際情況進一步細化落實。例如，我國的轉化法對于高校院所自主權、作價投資方式、轉化凈收入計算等缺少細化規定，實踐中難免讓人顧慮重重。再如，轉化收益的多大比例獎勵給團隊方較為適宜，國家立法也不作一刀切的規定。

　　另外，出于對國資流失責任的擔憂，高校院所等存在不愿決策、不敢轉化的情形，好端端的科研成果塵封抽屜，浪費嚴重。同時，大多數研究人員善于科研，卻對市場并不敏感；而諸多高校從事成果轉化的人員隊伍或機構相當薄弱，經費沒有保障，缺乏專業運營能力和人才團隊，轉化效能與效率頗為低下。凡此種種，國家層面的立法顯然無力予以具體解決，而這正是地方立法有所作為的空間。

　　無獨有偶，美國也經歷過類似的困擾。1978年，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的一位教授，找到該州資深參議員博區·拜請求協助。原因是，學校獲得了多個政府資助的項目，但限于當時的法律與政策，不僅學校研發成果收益權歸政府，而且一切后續性研發也不能由學校決定，這導致科研成果大量閑置浪費。當時，“美國制造”正面臨來自日本、德國的威脅。而美國政府缺乏統一的專利政策，各部門自行其是，加之專利所有權歸政府，研發人員無利可圖，轉化積極性就自然變得更低。據美國大學技術管理協會統計，1980年政府擁有2.8萬個政府資助產生的專利，但獲得使用許可并用于生產的僅占5%，直接進行成果轉化的更是少之又少。

　　誰也不曾料到，這位老師向參議員反映的問題，竟成為一個歷史性契機，將美國的科技成果轉化推上了快車道。1980年，由博區·拜和另一位參議員羅伯特·杜爾聯合提交的　《專利和商標修正法令》提案獲得國會通過，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拜杜法案》。法案的核心內容是對涉及高校和科研機構專利的權利歸屬、管理責任、收益分享機制進行調整和固化，規定經由政府經費支持而獲得的發明專利，原則上歸發明者所在的研究機構所有，并且給發明人獎勵。換言之，雖然是政府投資，但知識產權卻歸屬成果完成單位。

　　當然，權利與義務總是如影隨形的。《拜杜法案》同時要求：其一，高校、科研機構在獲得發明成果的所有權之后，必須承擔起專利申請和將專利許可權向企業界開放的義務。其二，高校、科研機構可以進行獨占性許可，但應將專利許可、技術轉移所得返還到教學和研究之中。其三，規定發明人應當享有專利許可收入，但具體份額不作統一規定。其四，聯邦政府保留“介入權”，即一旦研究單位未能轉化相關發明，則聯邦政府有權決定由誰來實施這一轉化。

　　由于法律對產權歸屬和轉化義務進行了合理的配置，一時間美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熱情高漲。據統計，85%的美國大學開展技術轉移活動始于1980年，也就是《拜杜法案》通過之時，轉化率提高了10倍。截至2013年，技術轉化活動為美國帶來了新設科技企業818家、新產品719種，實現銷售額228億美元，創造了142萬個就業崗位。更為重要的是，這波科技成果轉化風潮，讓美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占得先機。僅在生物科技領域，美國的高校和研究機構就推出了經政府批準的藥物疫苗135個、小分子藥物93個、生物制劑36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