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全國政協委員、中聯部原副部長、察哈爾學會國際咨詢委員會委員 艾平

　　全球治理體系是隨著全球化而產生、發展和演變的。而全球化實際上又是我們對現階段世界格局及其發展趨勢的概括。換句話說，世界主要國家的相互關系發展成為世界格局；在這一格局中，主要“主體”博弈形成或默認的“規則”即是國際治理體系。而當國際體系發展到全球化階段，這種規則即成為全球治理體系。隨著國際關系和世界格局的發展演變，治理體系也必然隨之變化。但從“實力”對比的變化到“規則”的變化，往往有一個時間差，而且要經過“博弈”。這就是我們今天討論“全球治理體系創新”的背景。

　　在“一戰”前到“二戰”后，即“全球化”的1.0和2.0階段，推動全球體系變革的決定因素是世界大戰，是對戰敗國的懲罰。在冷戰期間，兩個超級大國形成“確保相互摧毀”的局面，使得大規模全面戰爭無法成為改變國際格局的決定性手段，“兩霸爭奪”體現為軍備及其科技、經濟基礎的競賽；結果，主要由于蘇聯東歐國家內部原因發生劇變，冷戰以“一超獨霸”的局面結束，出現3.0階段。與此同時，由于新興經濟體主動改革開放，加入全球供應價值鏈，出現群體性崛起局面；而“7國集團”越來越無力獨自應對全球性挑戰，出現全球治理體系進一步調整的必要性。現有全球治理體系主要是由發達國家在戰后逐漸形成的，反映了跨國公司、發達國家政府的實力、利益及理念，并沒有充分反映發展中國家的訴求。在創新過程中，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無疑需要貢獻智慧。

　　面臨“危機”，有人甚至稱之為“逆全球化”。

　　全球化有其內在規律。實際上，西方國家，以其跨國公司為代表，是全球化的推動者和最大獲益者。西方為什么能在世界上處于主導地位？首先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在微觀層面建立現代企業，在宏觀層面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通過融資調動幾乎無限的資源，發展科技和大規模工業化生產，取得“先發優勢”，在全世界銷售其產品，獲得“壟斷利潤”，從而為延續“領先”奠定基礎。在此過程中，推銷其“自由貿易”、市場經濟、多黨民主等意識形態。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導致集中、兩極分化、生產過剩從而導致危機的內在矛盾，歷史上曾導致無數次經濟金融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西方國家總結經驗，調整政策，一方面不斷拓展國際、世界、全球市場，延緩危機爆發，另一方面制訂反壟斷法，開展全球范圍的競爭，保持創新活力。

　　隨著科技以及交通通信發展，距離消失，在全球配置資源，形成供應價值鏈。擴散技術、管理，興辦工業園區，實施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形成“后發優勢”。日本，韓國等“四小龍”、“四小虎”。

　　“后發國家”曾試圖通過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超越資本主義階段。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曾經一度顯示優勢。但“指令經濟”，違反客觀規律，只有在中國將社會主義制度同市場經濟相結合，才顯示出優勢。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經濟金融化，增長的好處被跨國公司和“1%”獨占。有效需求不足，濫發“次貸”，引發金融危機。救市：“大到不能倒”。

　　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寄希望于人口大國，提出“金磚”概念。中國、印度改革開放后，加入全球供應價值鏈，現代經濟活動卷入的人口，從百萬、千萬、億上升到十億級別，擴大國際貿易，拉升經濟增長，實現經濟發展。

　　源自美國的金融危機，以及歐元危機之后，新興經濟體原有經濟發展方式難以為繼。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補短板，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實現“五通”。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其實一直在做。

　　全球化最新階段發展引發實力對比的變化，新興經濟體當然要求全球治理體系“創新”。

　　當前，世界經濟曲折復蘇，新一輪增長動能尚在孕育之中。經濟全球化出現波折，保護主義抬頭，國際貿易和投資低迷多邊貿易體制發展面臨瓶頸；地緣政治因素錯綜復雜，政治安全沖突、難民危機、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影響世界經濟，完善和加強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性、緊迫性進一步凸顯。集中體現在四個方面：

　　適應新的力量對比。傳統力量與新興力量此消彼長，挑戰問題此起彼伏，政策協調不敷需要；需要加強、改革、協商、積極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