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建民
1、引言
進入21世紀1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終結了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增速明顯趨緩，2014年GDP增長率降到了7.4％，是過去24年中的最低水平。這其中雖然有外部經濟環境變化的影響，但更為深層的原因是經濟結構的全方位、系統性調整的內在要求。盡管有學者認為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潛力非常巨大，高增長不可能就此結束(華民，2014)，但大多數經濟學家的共識是，我國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不同以往的“新常態”(徐以升，2012；王慶，2013；黃益平、茍琴等，2013；余斌、吳振宇，2014；鄭京平，2014；汪紅駒，2014；林毅夫，2014；劉偉、蘇劍，2014)，決策者也已把經濟新常態作為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調控的出發點。經濟學家們概括我國經濟新常態基本特點包括以下5個方面：第一，經濟增長放緩，從過去二位數的高速增長下降到7％～8％的中高速增長；第二，產業結構升級優化加速；第三，需求結構調整，擴大內需成為驅動增長的重要動力；第四，要素和投資驅動轉變為創新和效率驅動；第五，勞動力成本和環境成本等上升，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將成為常態(王軍，2014；劉偉、蘇劍，2014；張暉，2014；汪紅駒，2014)。
在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同時，我國人口也進入了一個與以往不同的發展形態(中國發展基金會，2012；李建民、周保民，2013)。人口新常態的特征體現在5個方面：一是人口增長率處于5‰左右的低水平，并在本世紀30年代末轉為負增長；二是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撫養比開始提高；三是人口老齡化加速，平均預期壽命顯著延長；四是人口素質顯著提高，人力資本存量大幅度增長；五是人口城鄉分布格局改變，人口城鎮化快速發展。我國的經濟和人口幾乎同步進入新常態并非偶然，因為生育率、死亡率、增長率、年齡結構、人口素質和人口分布變化等人口諸要素都是影響經濟發展的內生性因素。因此，人口變化的新常態是導致經濟新常態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影響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方面。從歷史看，每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動態發生轉折性或結構性變化時，都會給經濟帶來顯著的重要影響。例如：20世紀20年代西方國家人口增長趨緩使其經濟增長失去了一個重要動力來源(Keynes，1937；Hansen，1939)；二戰以后東亞各經濟體先后取得的經濟“奇跡”則得益于人口快速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Bloom and Williamson，1998)；長期陷于低生育率陷阱和高度老齡化是導致“歐債危機”的重要原因(吳帆，2013)。因此，我們需要探討的問題是人口的新常態將通過什么途徑、在哪些方面會給新常態下的經濟帶來影響。
2、人口新常態與經濟新常態的基本關系及影響路徑
盡管馬爾薩斯在兩個多世紀之前就闡述了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但是到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仍舊把人口因素作為經濟增長的外生變量看待(Solow，1957)，并主要是考慮人口增長(勞動力增長)。隨著對經濟增長源泉的探尋及對人口與經濟關系變化認識的深入，新增長理論(Romer，1986；Lucas，1988)和人口紅利理論(Bloom and Willia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Sevilla，2003；Mason，2005)分別把勞動力素質因素(人力資本)和年齡結構因素納入經濟增長研究的視野，并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性變量。人口變量不僅是影響消費市場的決定因素，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因素還會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影響各個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商品和服務市場、金融市場、技術市場等)，進而影響整個經濟供給與需求的長期均衡。因此，人口新常態不僅是我國經濟新常態的決定因素之一，同時也是新常態下經濟運行的基礎性條件。這應該是我們認識和把握人口新常態與經濟新常態關系的基本邏輯。
從理論上看，人口新常態對經濟新常態的影響是多方面、多途徑的，這些影響構成了一個非常復雜的關系結構。需要指出的是，人口新常態的前3個基本特征是彼此因果關聯的，它們對經濟既有獨立的影響，也有聯動效應。人口新常態影響經濟有兩個直接路徑：一是從需求方面影響經濟運行。從消費需求看，人口負增長、老齡化和城鎮化都會直接改變消費需求的水平和結構；從生產需求看，這些變化會影響廠商的市場預期和投資需求。二是從供給方面影響經濟運行。勞動力減少將使勞動力供給趨于緊張，撫養比提高會導致儲蓄率下降，并抬高利率，這些都會形成對供給的約束。因此，人口新常態將直接影響我國的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并會改變二者的均衡條件。除了這兩個直接路徑，人口新常態還有一個影響經濟的重要間接路徑，即通過推動民生制度的變革對新常態經濟形成影響。例如，養老金制度安排是否合理直接關系到第二個人口紅利，勞動力市場是否有足夠的彈性直接影響到勞動力供給。
3、人口新常態的經濟后果
由于我國人口和經濟剛剛步入新常態，我們還不能全面地觀察到人口新常態對經濟發展的實際影響。但是，經濟理論研究成果和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可以為我們研判這些影響提供線索。
3.1 極低的人口增長或負增長會給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
自Keynes(1937)和Hansen(1939)以來，這種人口狀態的經濟后果都一直被經濟學家和決策者認為是不利的。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MGI)2015年1月發布了一份題為《全球增長：勞動生產率可以拯救老齡化的世界嗎？》(Global Growth：Can Productivity Save the Day in an Aging World?)的報告，該報告稱：即使勞動生產率可以按照過去50年年均1.8％的速度提高，人口和勞動力減少也將使全球GDP的增長率在未來50年下降40％，中國的GDP增長率將下滑30％。從短期看，人口低增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經濟結構調整的彈性，可以緩解經濟減速對人均GDP水平的影響。但是，從中期和長期看，人口極低增長和負增長會帶來3種風險：第一，會加劇經濟增速的下滑，并帶來通縮的風險，甚至經濟的長期蕭條。因為人口負增長不僅通過勞動力供給短缺、降低儲蓄率等途徑給經濟增長帶來不利影響外，還會降低企業對市場的預期；第二，會降低消費需求，進而削弱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這對于希望通過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我國經濟新常態而言，顯然是一個不利因素；第三，會導致個人和社會資產的貶值。例如，房產是我國目前私人資產的重要形式，如果人口減少就會導致房產的貶值。公共基礎設施是與人口數量相關聯的，如果人口減少就會降低規模效益，增加成本，最終甚至被棄用(Coleman，D.and Rowthorn，R.2011)。
3.2 勞動力減少將給經濟帶來多重影響
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經濟活動人口和就業人員的增速都明顯下降(見圖2)，2005年以來，年平均增長率分別只有0.51％和0.38％。尤其是自2012年以來，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由于長期的低生育率，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在未來30年都會持續減少，如果生育率不能出現明顯回升，那么未來60年都將一直減少。根據麥卡錫全球研究所的預測，我國就業勞動力數量將在2024年達到峰值，然后進入負增長，到2064年共減少1.52多億(MGI，2015)。目前我國已經進入退休高峰期，勞動參與率不斷下降，每年新增勞動力數量開始減少，這些變化都會加快勞動力轉為負增長的步伐。
勞動力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之一，勞動力數量的減少必然會給經濟帶來一系列的影響，對于處于新常態的我國經濟而言，這些影響包括消極和積極兩個方面：
從消極方面來看，勞動力規模縮減將給經濟帶來兩個不利后果：一是勞動力供給趨緊，并推動勞動成本上漲；二是如果勞動生產率不能得到更快提高的話，勞動力減少將會直接導致經濟增速的下滑。2000年以來，尤其是2003年以后，我國勞動成本上升明顯，并不斷加速(見圖3)。2013年中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51483元，按平均貨幣工資指數計算，比2000年增加了4.5倍，按實際平均工資指數計算，比2000年增加了3.4倍。與勞動成本加速上升的趨勢不同，我國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正在放緩。根據Economist(2013)援引Conference Board的數據顯示，我國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從2000～2007年期間的12％下降到2008～2012年期間的9％以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公報顯示，2014年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了7％，比2013年下降了0.3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2015、2014)。我國目前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依然很低，按購買力平價計算，2014年為21000美元，不及美國勞動生產率的1/5和韓國勞動生產率的1/3(MGI，2015)。在低水平勞動生產率情況下，勞動力數量減少、勞動力成本加速提升、勞動生產率增速下降，都不利于經濟增長，三者如果同時出現，對于我國經濟更是一個嚴重的威脅。
從積極的方面來看，勞動力減少和勞動成本上升，在微觀層面上可以對企業形成兩個激勵。第一個激勵是促使企業改變發展策略，用物質資本和技術替代勞動力；第二個激勵是刺激企業對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的需求。這兩個激勵都可以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和市場競爭力。在宏觀層面上，可以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形成創新驅動和效率驅動的增長模式。
3.3 老齡化和撫養比提高的經濟后果
我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和老年人口增長加速時期，2014年末60周歲及以上人口2.12億人，占總人口的15.5％，65周歲及以上人口1.38億人，占總人口的10.1％(國家統計局，2015)。2030年我國老齡化程度將達到發達國家目前的水平，2050年將超過發達國家水平(United Nations，2013)。我國年齡結構變化出現的另一個重要轉折點是，人口撫養比自2011年起開始進入上升通道，這意味著曾經支持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枯竭。
老齡化和撫養比的提高對經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包括勞動力供給、儲蓄、勞動生產率、社會保障、公共財政、消費需求結構等等(Prskawetz，et al.，2008；Bloom，et al.，2011；MGI，2015)。但是，對于老齡化和撫養比提高的經濟后果，無論是理論分析結論還是實證研究結果，都并不一致。有研究認為，老齡化會通過勞動力供給短缺、儲蓄率下降、勞動生產率下降、消費需求減少、公共財政負擔加劇等，削弱經濟活力(Hashimoto and Tabata，2010)。也有研究認為老齡化可以帶來正面和負面兩類不同的效應。例如，“資本積累效應”(capital accumulation effect)和“撫養比效應”(dependency rate effect)，老齡化對經濟的實際影響取決于這兩種效應的凈結果(Aisa，R.& Pueyo，F.，2013)①。更為樂觀的觀點是，老齡化不一定是技術進步和經濟繁榮的障礙(Prettner，K.，2013)，而老齡化和壽命延長可以促使人們為了更長久的老年生活進行儲蓄，進而帶來“第二個人口紅利”(Masom，A.& Lee，R.，2006)。
其實，老齡化對不同國家經濟的影響是有顯著差別的，甚至會有完全相反的結果，因為老齡化對經濟的實際影響還要取決于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和條件，包括經濟發展水平、收入分配狀況、社會保障制度、勞動力市場制度、家庭結構、代際關系和生活安排，以及老年人經濟特征等各個方面。因此，對于我國老齡化的經濟后果的分析和判斷要基于我國的具體情況。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應對老齡化不利經濟后果方面有3個劣勢：
第一，我國更少有機會收獲第二個人口紅利，或者第二個人口紅利更少一些。這主要有3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勞動者的收入偏低，限制了其為老年進行儲蓄的能力；其二，我國還沒有建立起一個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缺乏收獲第二個人口紅利的制度“兜袋”；其三，我國的老年人和即將成為老年人的人口都是在1960年代以前出生的，他們的工作生命周期階段都是在我國仍處于低收入時期渡過，屬于終生低收入群體。因此，他們在老年時期的儲蓄嚴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子女的經濟支持，因而也會降低子女的儲蓄能力。因此，我國老齡化對儲蓄的影響與發達國家有很大的不同，發達國家面臨的主要是公共財政壓力，而我國面臨的壓力主要是個人儲蓄不足，當然，從長期看這種壓力最終會落在公共財政的頭上。因此，老齡化造成的儲蓄率降低難以避免。我國是世界上儲蓄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也是維持高儲蓄率時間最長的國家，2005～2012年期間總儲蓄率基本上都保持在50％以上，遠遠高于美國、歐盟等發達地區，也明顯高于印度等發展中國家(World Bank，2015)。高儲蓄率曾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投資驅動模式提供了強大的基礎，也因此收獲了豐厚的人口紅利。但是，老齡化將會改變這個格局。如果儲蓄率持續降低，就會導致利率的提高，進而增加經濟增長的成本。從積極的意義講，這將倒逼我國經濟的創新驅動模式的形成。
第二，我國老齡化對勞動生產率帶來的可能更多的是負面影響。一般而言，勞動生產率的年齡分布大致是一種正態分布，勞動生產率最高的年齡段一般是25～34歲和35～44歲(見表1)，在不同的產業或不同的地區，勞動生產率的年齡分布也不盡相同(Hofer，H.and Url，T.，2008)。這意味著，如果勞動力出現了老齡化，即較低勞動生產率的年長勞動力比重提高，將會導致整體勞動生產率的下降。但是，一些對發達國家的研究顯示，勞動力的老齡化并沒有降低勞動生產率，甚至有積極的影響(Bloom and Sousa-Poza，2013)。例如，Mahlberg等(2008)人分析了2002～2005年奧地利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的年齡分布，發現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擁有更高比例年輕(30歲以下)勞動力的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低于擁有更高比例年長(50歲以上)勞動力的部門，他們并沒有發現年長勞動力的工資水平高于其勞動生產率的證據。Gordo and Skirbekk(2013)對1986～2006年期間德國不同年齡勞動力與技術變化工作崗位適應性關系的研究結果表明，年長勞動力可以很好地適應技術變化，他們從事認知能力密集型的工作崗位有明顯增長。有4個主要原因可以解釋這個現象：一是德國等發達國家的年長勞動力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存量，可以幫助他們適應技術的變化；二是技術降低了體力需求強度，可以推遲年長勞動力工作效率下降時間的到來；三是年長勞動力與年輕勞動力一起工作可以獲得協同效率，提高整體的勞動生產率(Zwick and Gbel，2013)；四是企業采取了適應年齡變化的生產技術和工作環境的措施(age-focused measures)。
我國目前也在經歷著勞動力的老齡化，是否可以期待得到與這些發達國家相同的結果呢？筆者認為，我國將面臨著更多的困難，其中有3個主要原因：一是我國50歲及以上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存量水平比較低，因此，我國勞動生產率的年齡分布曲線在后半段下降的斜率更大；二是我國正處在技術快速變革和產業結構升級優化時期，年長的勞動者一般難以適應這種變化，并且他們對其他勞動力的替代彈性也比較低；三是我國尚未建立一個完善的終身學習和培訓制度，年長勞動者因人力資本投資機會缺乏和人力資本積累不足，而難以保持原有的勞動生產率水平。
第三，我國利用老年人力資源的機會更少。許多發達國家在應對老齡化危機時都采取了改革養老金制度、提高退休年齡、增強勞動力市場的彈性、鼓勵就業和提高勞動參與率、老年勞動力培訓，甚至國際移民等政策。但是對于我國而言，實際的政策選擇可能更為有限。一是我國法定的退休年齡，尤其是女性的退休年齡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改革之前的年齡，因此，我國要把退休年齡推遲到60歲以上還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二是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老年人重新進入市場的障礙比較多，很少有適應老年人的就業形態和就業方式；三是缺乏針對老年人的人力資源再開發機制及相應的公共服務；四是政府考慮到失業問題，因而在是否鼓勵老年人經濟參與問題上的態度不明朗。
除了帶來問題和挑戰以外，老齡化也會給我國經濟帶來一些積極影響，這些影響主要包括3個方面：一是有利于改變消費結構，促進服務業和老齡產業發展；二是可以推動技術創新，通過倒逼機制促進技術進步和創新，通過需求拉動機制刺激老年消費和服務技術的創新；三是如果制度安排合理，仍可以收獲第二個人口紅利。
3.4 人力資本和城鎮化是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人口素質的提高(人力資本積累)和城鎮化是我國人口新常態的重要方面，它們對新常態下經濟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積極意義。無論是經濟學理論還是世界各國的實踐，都證明了人力資本對于經濟增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是技術創新、技術進步和技術擴散不可缺失的人力基礎，也是決定國際競爭力的基本要素。許多研究證明人力資本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王小魯等(2009)的研究結果顯示，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在1999～2007年期間帶來超過1個百分點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與人力資本數量擴大合計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接近3個百分點。魏下海(2009)的研究也證明了人力資本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邱曉華等(2006)的研究結果，人力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提高趨勢，由1996年的5.12％上升到2004年的6.14％。周少甫、王偉等(2013)用1995～2009年省級面板數據的分析結果顯示，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孫嘉尉、顧海等(2014)基于1997～2010年省級面板數據分析同樣證明了這個關系的存在，他們還發現健康人力資本對經濟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人力資本還對貿易溢出產生顯著影響，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將增加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王永齊，2006；魏下海，2009；王菲，2014)。因此，人力資本對于我國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具有首要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教育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尤其是進入本世紀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為我國積累了大量的人力資本，可以說，我國已經進入了收獲人力資本紅利的關鍵時期。
經濟新常態下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引擎是城鎮化。2014年我國人口城鎮化水平已接近55％，有將近7.5億人口生活在城市和城鎮地區，未來還將有3億人轉為城鎮人口。對于我國而言，城鎮化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第一，有利于擴大內需，從需求方面拉動經濟增長。第二，從經濟角度看，城鎮化各種生產要素的集聚過程可以加速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資本等積累和聚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有利于獲得規模效應、集約效應和集聚效應，提高潛在增長率。第三，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促進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第四，有利于優化生產力空間布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第五，有利于人力資本投資和勞動力市場發展，促進勞動力的產業轉移。例如，有研究表明，我國城鎮化水平與人均產出、人均物質資本、人均人力資本等都呈現顯著正相關(沈坤榮、蔣銳，2007)；魏下海和王躍龍(2010)依據我國29個省的面板數據，分析了1991～2007年間城市化、創新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他們發現我國城市化、創新與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長期均衡關系，城市化和創新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具有長期的正向影響，城市化通過創新中介效應顯著地驅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
4 經濟新常態下的人口及相關社會政策的討論
人口新常態的消極經濟影響并非不能控制或避免，其積極的經濟后果也并非完全可以自動實現，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制度安排和政策的合理性。在20世紀70年代，我國面臨著經濟落后、資金短缺、人口增長壓力沉重等眾多嚴重的問題，但是改革開放政策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一個繁榮時期，僅用了30多年時間就使我國從一個貧窮的國家發展成為上中等收入國家。這充分證明了制度創新的關鍵作用。在人口和經濟進入了新常態的今天，我們更需要制度創新。對于實現新常態下經濟健康發展的戰略和對策，經濟學家們已經做了很多的分析。本文將從人口政策和社會政策的視角對這個議題進行討論，因為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人口政策和社會政策對經濟的影響越來越重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們應該考慮以下兩個方面的政策議題：
(1)人口政策方面的議題
人口政策是改變人口新常態不利方面和調整新常態下人口與經濟發展關系的重要手段。嚴格地講，人口政策也屬于社會政策范疇，但考慮到我國人口發展的特殊性，在此對人口政策議題單獨進行討論。目前，我國人口政策的重點應該放在3個方面。第一，全面取消獨生子女政策。緩解老齡化沖擊的最根本手段是提高生育率，許多老齡化問題嚴重的國家都采取了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我國政府從2013年開始已經在全國逐步實行了“單獨夫婦”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筆者認為，政府應該加快完善生育政策的步伐，盡快全面取消獨生子女政策，并制定相關的社會政策鼓勵群眾生育兩個孩子。如果從現在開始能夠使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延緩老齡化速度，并可以緩解本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老齡化壓力。第二，建立家庭友好的制度環境，為家庭發展提供政策支持。家庭在老齡化的社會里變得尤為重要，通過家庭政策和公共服務可以幫助家庭功能的正常運行和減輕家庭負擔，這些支持不僅可以提高家庭福利水平，同時還可以提高勞動力的生產效率。第三，積極推進人口城鎮化，在國家制定的城鎮化發展戰略中，要給予從農村遷移或流動到城鎮的人口特別的政策支持和制度關懷。
(2)社會政策方面的議題
在統一的框架下改革民生制度，完善社會政策。社會政策涉及民生的各個領域，而且彼此關聯。我國目前的社會政策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各項政策之間的割裂、不協調，甚至彼此矛盾和沖突。實際上，我國還沒有一個完整統一的社會政策體系。這種狀態使得個人和家庭無從做出長期的生活安排，也難以規劃個人和家庭資源在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分配，并導致了許多短視和短期行為，助長了機會主義，這導致了巨大的社會交易成本，也提高了社會貼現率。因此，民生制度和社會政策的整體改革是應對人口新常態及其對經濟發展影響的戰略舉措，特別是要在收入分配、教育、培訓、衛生醫療、社會保障、住房、家庭支持、公共服務等各個領域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目前要特別關注3個方面：一是大力促進人力資本投資。全面改革教育制度，公平教育機會，建立全民終身教育體系，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激勵個人、家庭、企業和社會對人力資本投資，為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提供人力資本支持。二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在制度上為我國的老齡社會保駕護航。三是進一步完善勞動力市場，消除勞動力市場歧視和流動障礙，發展多樣化的就業形態和就業方式，增強勞動力市場的彈性，使我國的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的開發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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