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關，我們照例給今年的生活算起了總賬。除去柴米油鹽，作為文化人，免不了要問一句：您今年讀了幾本書？亞馬遜中國近日發布了2013年度圖書排行榜，鳳凰網讀書頻道也公布了2013年度暢銷書，中國人讀了多少書、讀的什么書，從中可見一斑。在國人普遍感覺很“累”的2013年，閱讀仍是國民精神生活的一件大事，有關閱讀的那些事兒，都值得我們重點關注。為探討這一問題，光明網記者采訪了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主任祁述裕教授。

　　【要點摘錄】

　　總體來講，當下我們的閱讀處于一個方式深刻變化、閱讀內容令人堪憂的狀況。

　　我們對閱讀本身要重新進行定義。當我們說“閱讀”的時候，我們首先要說清楚“閱讀”是什么。現在人們的閱讀更多的是一種消費性、娛樂性的閱讀，那種思考性的、解讀社會問題、關注社會現實的閱讀，比過去大為減少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現在我們探討閱讀，閱讀什么比閱讀率更重要。

　　公共文化服務所提供的閱讀與公眾自身常常關系不大。這導致許多地方滿足閱讀的文化設施使用率不高，公眾的參與度也不夠。

　　全民閱讀活動要真正有成效，不能僅僅限于一般的號召，要結合每個城市的特點、區分不同的人群，做到有針對性，還要持之以恒。

　　開展全民閱讀活動，一定要考慮到公眾對閱讀文化產品的需求差異，并對這種閱讀需求進行引導：一是要引入競爭機制，二是要創新公共文化服務機制。

　　為閱讀立法的用意是好的。閱讀立法必須有明確的、可以實施、起到強制作用的具體細則，如果立法僅限于一般性號召，就沒有實際價值。

　　培養國民閱讀習慣，重點應抓好兩類人群，一是從娃娃抓起。中小學生要在學校里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學校和家庭必須對學生的閱讀習慣加以引導，讓閱讀成為提升學生人文素質的重要途徑。二是抓住公務員這一重要群體，在公務員中營造閱讀氛圍，引領風尚。

　　淺閱讀、快閱讀現象不可避免，也有其自身的價值。所以盡管我們推崇經典閱讀，也沒有必要排斥淺閱讀、快閱讀。問題是在淺閱讀、快閱讀占據主導，時尚產品擠壓經典產品空間的情況下，我們怎樣才能夠讓市民同樣也關注經典閱讀及經典文化產品。

　　對經典閱讀的式微及邊緣化，我們必須有足夠的危機意識。必須從社會風尚、社會管理方面進行引導，為經典閱讀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我們這個時代必須要有自己的經典作品。

　　【專家簡介】

　　祁述裕：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主任、國家行政學院文化政策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享受國務院政府特貼專家。長期從事中國當代文化問題研究。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化理論、文化政策、文化經濟、文化體制改革等。近年來，參與多項國家文化產業發展政策、規劃研究和制定，先后承擔多項有關文化建設的重要課題研究。著作主要有：《中國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報告》《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研究》《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學藝術》等。被聘為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專家委員會委員，并為多家地方政府聘請為文化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光明網：您怎么看待當下中國人的閱讀現狀？

　　祁述裕：總體來講，當下我們的閱讀處于一個方式深刻變化、閱讀內容令人堪憂的狀況。

　　一方面，在互聯網時代，現代科技為人們的閱讀方式提供了更多選擇。人們的閱讀需求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差異化，人們的閱讀方式也越來越多樣化。另一方面，從閱讀內容看，現在人們的閱讀需求主要是兩類，一類是休閑性、娛樂性的閱讀需求，一類是實用性的閱讀需求。超越自我、思考現實人生、關注社會現實的閱讀需求，比過去大大減少了，在年輕人群體中，這個現象十分突出。這是一個應該引起重視的問題。

　　光明網：那您覺得閱讀方式的多樣化對人們閱讀的需求、喜好和習慣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祁述裕：影響最大的是我們對閱讀的理解，首先我們對閱讀本身要重新進行定義。當我們說“閱讀”的時候，我們首先要說清楚“閱讀”是什么。今天我們討論的“閱讀”的涵義，跟以前所講的“閱讀”有很大的不同。以前，我們一談到閱讀，大家心照不宣，指的就是紙質閱讀，包括圖書閱讀和報刊閱讀。現在“閱讀”的內涵大大拓展了。現在，電子閱讀已經與紙質閱讀并駕齊驅，在一些人群中甚至已經超過了紙質閱讀，占據主導位置。人們選擇什么閱讀方式跟年齡、受教育程度有直接的關系。比如，大體上40歲以上的，大都還保留著紙質閱讀的習慣；30歲以下的青少年，更習慣于電子閱讀，包括電腦閱讀、手機閱讀、iPad閱讀、電紙書閱讀等等。受教育程度不同，對閱讀習慣也有直接的影響。

　　其次是改變了閱讀格局。現在的普遍情況是，紙質閱讀在大幅度地減少，電子閱讀快速增加。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第三，人們閱讀途徑更加便捷。電子閱讀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充分利用碎片化時間。這是對人們閱讀習慣的一個重大改變。

　　第四，閱讀的內容發生了深刻變化。超越一己私利，探究社會問題、為了提高素養的閱讀在減少，休閑性、娛樂性的閱讀需求成為時尚。現在，媒體每年都在討論閱讀率下降的問題。嚴格地講，籠統地講閱讀率下降不夠準確，只能說紙質閱讀在下降，電子閱讀不但沒有下降，相反在逐年增加。實際上，比閱讀率更重要的是閱讀什么。我們現在探討閱讀，從某種意義上講，閱讀什么比有多少人在閱讀更重要。一個善于思考的民族，才是值得世人尊敬的民族，而當下中國人更多的是追求娛樂化閱讀。這是中國閱讀的問題所在。

　　當然，我們不能陷入以前那種凡事都希望大一統思維的窠臼，要求國民都閱讀同樣的內容，都要去讀同一本書，提倡某一種閱讀方式。這跟我們這個時代的發展是不一致的，也是不現實的。社會分層化、多元化狀況下，我們不能要求大家都去思考社會問題，都去做理論家、批評家。但是，超越一己私利的、理性的、關注國家命運和未來發展的閱讀，應該居于閱讀金字塔的塔尖，是最值得珍視的閱讀。社會的精英和希望成為精英的那部分人應該以此為己任。這是全民閱讀活動應該所要追求的目標。商業化的休閑性、娛樂性的閱讀，市場就可以解決，無需通過全民閱讀活動去鼓勵。

　　光明網：為加強城市文化建設，為居民閱讀提供便利，不少城市除了有大型的公共圖書館外，還在街道、社區、鄉鎮等設立了很多小型圖書館。但這些圖書館都存在使用率較低、管理不完善等問題。您認為，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祁述裕：這涉及到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當中的一些問題。本世紀以來，國家提出要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滿足居民的基本文化權益。現階段公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包括什么內容呢？我們把它概括為“5+1”。所謂“5”，是指讀書、看報、收聽觀看廣播和電視、參與文化活動、有機會進行文化欣賞。所謂“1”是指公共博物館、圖書館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等對公眾免費開放。此外，對農民來講每個月免費看一場電影。為實現上述目標，本世紀以來，中央和地方投入了很大的經費，建設鄉鎮文化站和農家書屋，為滿足公民讀書看報，實際上也包括上網，搭建一個平臺。

　　重視鄉鎮文化站和農家書屋建設本意很好。但問題是許多地方鄉鎮文化站和農家書屋并沒有真正起到應有的功能。我曾去一些基層鄉鎮文化站和農家書屋調研發現，相當一些地方使用率并不高。國內一些研究機構也對此做過許多調查，也發現同樣的問題。比如某大學曾調查中國一個中部省份村級文化設施的建設狀況及使用情況，發現僅僅三分之一的鄉鎮文化站每天有3人以上使用，每天不到3人（可能是1或2人）使用的占三分之一，還有每天無人使用的占三分之一。這就是你剛才所說的，文化設施使用效益不高的問題十分突出。

　　根據我的觀察，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第一，我們提供的圖書等文化產品，往往不是這些群體、社區所喜歡、所需要的。我曾到西部某鄉鎮文化站去調研書架上陳列的書籍發現，書籍大都很陳舊。有些書是農民根本看不懂的。比如有一本書叫《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這是尼采的一本哲學著作，哲學專業以外的大學生都基本不會看，農民群體更不會閱讀這本書。

　　第二，通過建設鄉鎮文化站、農家書屋，提供紙質圖書的方式來滿足公眾閱讀，其方式已經不適應互聯網時代的新情況。如上所說，現在的閱讀方式是多元化的，人們看書不一定要看紙質圖書，也不一定要到圖書館、文化站去，打開手機或在家上網就可以解決。包括進城的農民工，也是電子閱讀的主體。杭州的中國移動手機閱讀基地，建立僅四年，已經擁有很大的電子閱讀流量。每個月的閱讀總人數是8千萬人次，每個月的閱讀收入達到1.7億。讀者每個月交幾元錢，就可以讀到上百本甚至上千本書籍。這個閱讀基地主要的讀者群，據他們調研是“三保”，即保安、保姆、保潔。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人們閱讀方式的重大變化。公共文化服務，包括如何為公民提供閱讀便利，應該適應這個變化，應該有新的思路。

　　光明網：為推廣閱讀，國家層面也一直在努力，比如自2006年以來的全民閱讀活動。黨的十八大還把“開展全民閱讀活動”第一次寫進了黨的政治報告。您覺得全民閱讀活動開展至今，有沒有明顯的成效？您能否評價一下？

　　祁述裕：有些地方全民閱讀活動還是開展得很好的，比如深圳。深圳每年都舉辦“讀書月”活動，（讀書月）邀請名家介紹、推廣閱讀，推薦閱讀書目，組織各種形式的閱讀，比如農民工閱讀，或者評選有濃厚讀書氛圍的模范家庭，通過媒體來介紹各種各樣的閱讀活動。深圳市政府還出臺文件，規范讀書月活動。這樣的活動已經開展多年。作為政府推動的一項公眾文化節慶活動，深圳讀書月已經成為實現市民文化權利的重要載體，很有成效。

　　全民閱讀活動要體現成效，關鍵是要持之以恒，而且要結合每個城市的特點、針對不同的人群來做，不能僅僅限于一般的號召，還要有相關政策措施來推動。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引入競爭機制，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用意就在這里。上面講到的街道、社區、鄉鎮文化站問題，很大的問題就是因為僅僅單向的提供，沒有形成互動機制。十八屆三中全會還講到，“建立群眾評價和反饋機制，推動文化惠民項目與群眾文化需求有效對接”，所以開展全民閱讀活動，一定要考慮到公眾對閱讀文化產品的需求，同時還要有措施來保障。一是通過引入競爭機制，讓更多的機構參與公共文化產品提供，使我們的公共文化設施以及文化活動的開展更有針對性。二是創新公共文化服務機制。2013年北京舉辦首屆“惠民文化消費季”，向市民免費發放“文惠卡”，通過政府補貼及其他折扣優惠等方式鼓勵市民文化消費，讓群眾參與到更多的文化活動中來，這是打造城市文化消費長效機制的一種有益探索，也是國際社會的通行做法。這跟我們原來那種免費提供的方式相比，能夠更準確地把握消費者的需求。這也是推動全民閱讀、以及與閱讀相關的文化消費活動的一個很重要的思路。

　　總之，全民閱讀要在機制、方式創新上多下功夫，才能取得實效。

　　光明網：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115位政協委員聯名提出了“由全國人大制定《全民閱讀法》、國務院制定《全民閱讀條例》”的建議。建議認為，為全民閱讀立法，就是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將推動全民閱讀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確定政府為促進全民閱讀的責任主體。您能否評價一下這種為閱讀立法的行為？

　　祁述裕：閱讀是推進一個國家文明進程的重要手段，為閱讀立法的用意是好的。如果國家出臺這樣一個閱讀法，將有助于鼓勵公民重視閱讀，也表明政府對閱讀的一種態度，有助于各地正在進行的一些相關活動，并為之確立一個長效機制。需要指出的是，為閱讀立法必須有明確的、可以實施的具體細則，不能僅僅滿足于一般性的號召；既然是法律，就必須帶有某種強制性，必須有能夠起到強制作用的內容，否則意義就不大，也不一定能起到很好的效果。還要看到，閱讀是個性化的精神活動，閱讀什么，是個人喜好，不能強制。因此，引導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感覺，引導閱讀，主要恐怕還不是靠法律，引導閱讀功夫在法外。在立法之外，我們要做的事情還很多。

　　光明網：在培養中國人讀書習慣這方面，除了讀書節、閱讀日等活動以及閱讀立法外，還有哪些更切實有效的方法、或途徑？

　　祁述裕：要培養閱讀習慣，必須從娃娃抓起。首先，中小學要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改進美育教學，提高學生審美和人文素養”。但教育體制的現狀以及追求升學率的目標管理，制約了閱讀習慣的培養。現在的中小學教育，對各科知識學習很重視，但在培養閱讀習慣方面所花的功夫很少。學校教育搞題海戰術，只是為了培養學生適應考試，不是為了培養學生思辨能力、汲取新知能力。這跟有價值的閱讀相距太遠。由于沒有養成良好閱讀習慣，中小學生進入大學后，要開始真正的大學教育所需要的那種人文素養閱讀會更難。因此，教育體制本身的改革，學校教育對校園閱讀氛圍的重視，都要提上日程。

　　需要指出的是，現在，中小學生不是不閱讀，而是閱讀有價值的書籍太少。學校和家庭必須對這種閱讀習慣加以糾正和引導，才能為閱讀注入更有價值的內容，讓閱讀真正能夠起到提升學生人文素質的作用。

　　另外，要抓住公務員這一群體，在公務員中營造崇尚閱讀的氛圍。中央一直倡導全民閱讀，建設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公務員的言行對社會具有很大示范作用，應要求公務員從自身做起，減少應酬，閑暇時間靜下心來讀書學習，提升自己。現在，公務員也強調加強學習，但往往強調的是加強政治學習。這當然非常重要。但同時要拓展學習的內涵。“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嚴密，博物使人深刻，倫理學使人莊重，邏輯學、修辭學使人善辨；凡有學者，皆成性格。”閱讀能夠塑造人的性格，彌補人的精神缺陷，鍛煉人的全面能力。公務員多讀書、讀好書，并通過他們的行動來正面影響社會，我們的國家才有希望。

　　光明網：當下的文化消費市場中，無論紙質閱讀還是電子閱讀，都以“淺閱讀”“快閱讀”為主，導致經典閱讀的空間被大量擠壓。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您認為怎樣才能刺激人們的閱讀文化消費，并對它進行正確的引導和糾正？

　　祁述裕：這是一個時尚引領消費的時代，每一種新的電子產品的出現，都會引發一種新的消費潮。這是當下消費社會的一個特點。淺閱讀、快閱讀現象不可避免，也有其自身的價值所在。我們推崇經典閱讀，也沒有必要對淺閱讀、快閱讀加以排斥。問題是在淺閱讀、快閱讀占據主導，時尚產品擠壓經典產品空間的情況下，我們怎樣才能夠讓市民同樣也關注經典閱讀。

　　要做到這一點，公共媒體要發揮更大的作用，多介紹經典作品，鼓勵閱讀經典，請名家講解經典。大中小學校要培養學生對經典閱讀的正確認知，讓他們通過閱讀得以觀照內心、陶冶情操、提升修養，學會單純地享受閱讀的樂趣，減少社會浮躁膚淺風氣的侵蝕。公務員培訓機構也要開設經典閱讀的課程，培養公務員閱讀經典的習慣和意識。上述所說只是掛一漏萬，需要綜合治理。

　　對經典閱讀的式微及邊緣化，我們必須有足夠的危機意識。人們滿足于能快速閱讀、迅速獲取知識又迅速遺忘的信息，而對能夠獲益終身、成為精神養料的經典敬而遠之。社會環境也沒有為經典閱讀提供所需的條件。消費社會為每個人實現了物質的極大便利，又最大程度地擠壓了人的精神空間。功利主義成了這個時代全人類的共同病癥。有多少人會選擇經典閱讀所需要的那種慢閱讀、沉靜、沉思與觀照？

　　總之，必須從社會風尚、社會管理方面進行全面引導，為經典閱讀營造良好的社會閱讀環境。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對人類自身命運做出前瞻性的、嚴肅的思考，對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起到推動作用，或者為我們創造一種新的文化形象，這些人是國家所需要的脊梁。在閱讀的過程中應該有更多的年輕人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

　　另外，我們這個時代必須要有自己的經典作品。我們自己的經典力作不多、可供閱讀的有價值的內容缺乏，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典的閱讀。如果我們自己的經典作品多了，就能帶動對經典作品的閱讀興趣。比如，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讓當代作品有了一次走到聚光燈下的機會，在一定范圍內點燃了市場出版和讀者閱讀經典作品的熱情，對經典閱讀的推動起了很大的作用。時代需要更多的莫言，和更多經得起歲月淘汰的經典作品。不僅需要文學作品，也需要哲學和其他領域的經典作品。

　　（光明網記者鄔慶霞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