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大國崛起領袖因素透析

　　作者：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武漢大學中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阮建平

　　大國的崛起是一個主客觀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除了地理位置、資源稟賦、文化傳統和經濟政治制度等因素外，領袖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在世界大國的崛起背后，人們往往都能看到一個個杰出領袖的身影。

　　古往今來大國崛起的原因雖然不盡相同，但領袖的積極作用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共同因素

　　處于成長階段的國家，對“變革型領袖”的需求更強烈

　　在大眾政治日益普及的今天，關于領袖的作用似乎是個日漸淡化的話題。但面對組織化的集體競爭，無論是進行內部協調，還是應對外部競爭，或者說為了應對外部競爭而進行內部協調動員，領袖的作用絕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不可或缺的。

　　國際競爭實際上是一種高度組織化的集體競爭。只要世界在地緣上仍然分為各個不同的政治實體，國家就是絕大多數人安全和福利的最主要保障。而資源的有限性和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決定了生存競爭依然是國際關系的基本特征。在這種高度組織化的集體競爭中，國家的地位及其國民的安全和福利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的組織效能。面對復雜的國內訴求和激烈的國際競爭，只有那些最能有效地動員和運用資源的國家才能最終勝出。古往今來大國崛起的原因雖然不盡相同，但領袖的積極作用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共同因素。

　　美國著名的哲學社會學家詹姆斯·麥格留戈·伯恩斯通過對領袖現象的歷史考察和社會心理分析，將領袖角色分為三種：“精神領袖”、“法定領袖”和“外權領袖”。一般來講，“精神領袖”主要是締造、詮釋和演繹組織的價值、理念和追求，是組織的精神和靈魂。“法定領袖”擁有組織所賦予的對內控制的權威。“外權領袖”可以通過判斷和決策影響組織的對外行為和發展方向。理想的領袖應該是集三者為一體的領袖。

　　一般來講，領袖應該具有敏銳的觀察能力，從而使他能夠站在時代的前沿，超越大多數人的經驗認識，洞察到未來的發展趨勢。與普通大眾相比，領袖不僅具有更大的權力和影響，還擁有更強烈的使命感。借助政治技巧、堅定意志和組織所賦予的權力，動員、組織和協調內部資源，實現組織目標。

　　領袖作用的發揮方式，受政治制度、社會意識和民眾認同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根據領袖與民眾的關系，詹姆斯·麥格留戈·伯恩斯將領袖分為“變革型領袖”和“交易型領袖”。實際上，任何一位領袖可能同時兼具這兩方面的特點，所不同的只是比例差異。處于成長階段的國家，對“變革型領袖”的需求更強烈。而在發展已較成熟的國家，由于利益的多元化和相互制約，領導人更多地表現出“交易型”的特征來。在當今的很多發達國家，領袖個人的作用相對有限，但絕不是可有可無的。實際上，由于政黨競爭的日益劣質化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短期行為盛行，使得社會渴望能有一位強有力的領導來有效地推行他們所關切的議程。對此，詹姆斯·麥格留戈·伯恩斯早在30多年就指出，西方一個最為普遍的渴望便是對強有力的富有創造性的領袖的渴求。

　　國際競爭方式的演變，對一國領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對傳統勢力和習慣的阻礙，領袖的權威和堅定意志是確保成功轉型的必要條件

　　如果說，在近代以前，國家之間的競爭主要依賴軍事實力的話，那么進入近代之后，國家間的競爭更多依賴包括軍事、科技、經濟和政治在內的綜合國力的競爭。即使就軍事競爭而言，也離不開科學技術和經濟基礎所提供的支撐。因此，亞當·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指出，“在古代，富裕文明國家很難預防貧窮野蠻國家的侵略；在近代，貧窮野蠻國家很難防御富裕文明國家的主宰”。①

　　國際競爭方式的演變，對國家領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從國力成長的更寬視角推進國家的發展。縱觀世界歷史，大國的崛起往往是一個由內而外的壯大過程，雖然它最終表現為對既有國際格局的打破，但在此之前，首先打破的是國內的傳統秩序。一個大國之所以能夠崛起，一個重要條件就是采取了一種新的經濟和政治方式，從而能夠更有效地增加財富和進行社會動員。

　　近代以來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依賴落后生產方式的國家很難崛起，內部四分五裂的國家也不可能崛起，只有那些采取新的方式進而能夠動員更多資源和力量并有效協調內部矛盾的國家才可能最終崛起。在殘酷的戰爭壓力下，主要大國紛紛向現代國家形態轉變，與傳統國家相比，現代國家有兩個基本特征。一個就是建立起統一的政府和法律制度，確保國內秩序和安全，并為新的經濟發展和更有效的政治動員創造有利條件。歐洲列強最初主要通過王朝戰爭和絕對君主制完成現代國家的初創。美國的崛起雖然沒有經歷過王權階段，但面對獨立戰爭后風雨飄搖的政治架構，以華盛頓為首的美國開國元勛們通過起草《聯邦憲法》，初步確立起了美國的政體和聯邦權威。到林肯時期，最終完成了國家的政治構建。第二個就是創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技術和制度基礎。按照熊彼特的話來說，就是解放人民，讓他們工作和創造財富，然后對這些財富進行征稅，用于國內福利和國家軍事力量。

　　這種轉變意味著對傳統社會結構、權力等級、思想觀念和運行方式的巨大變革，因而也是充滿矛盾和斗爭的過程。尤其在初始階段，大多數人依然停留在傳統方式中，并未意識到轉變的意義，甚至會對其進行抵制。面對傳統勢力和習慣的阻礙，領袖的權威和堅定意志是確保成功轉型的必要條件。“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大國的崛起很少一蹴而就，往往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在每一個階段，其發展也是不平衡的。不平衡發展是一種客觀現象，但如果任由其長期積累而不解決，必然危及到未來的進一步發展，甚至崛起本身。因此，面對新的挑戰，需要領袖人物及時作出恰當的戰略決斷來，才能延續國家崛起的進程。19世紀后期，美國經濟實力已經躍居世界前列，但資本的高度集中和壟斷的空前發展，不僅危及到大批中小企業的生存和消費者利益，而且影響到政治分權制衡機制的運行。面對社會各界的日益不滿，西奧多·羅斯福指出，公司的影響已是一種事實，制約它的唯一出路就是建立大政府和聯邦法規。政府不應抵制工業化的集權影響，而應該駕馭它，使之服務于創建更偉大的國家統一和社會凝聚。②通過反壟斷法的實施以及建立保護勞工權益等一系列立法，美國逐步緩解了此前積累的國內矛盾，維護了市場競爭和國內穩定，為二戰后的最終崛起注入了新的動力。

　　與英法等國相比，德國、俄羅斯和日本等國領袖在其崛起過程中發揮了更加顯著的作用。當英國和法國先后完成工業革命走向世界中心時，德國還處于四分五裂之中，俄羅斯仍然是一個落后的歐洲農業國，而日本還處于幕府割據狀態。在主動或被動地認識到英法等國的先進之后，這些國家的精英領袖痛下決心，積極借助國家力量推動國家轉型。在德意志民族意識的復興大潮中，“鐵血宰相”俾斯麥運用嫻熟的外交謀略和武力完成了德國的統一，結束了200多年的分裂狀態。在此基礎上，借助國家力量大力扶植資本主義的發展。當時，英國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就表示，德國的統一意味著歐洲均勢將被徹底打破。事實上，在統一后短短的二十年時間里，德國的經濟實力迅速趕超了傳統大國英國和法國；為了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和經驗，沙皇彼得一世隱姓埋名到西歐各國進行長達數年的考察，甚至不惜當海員、木匠和工人。回到國內后，彼得一世對俄羅斯傳統社會提出了近乎執拗的改革方案；在被美國打開國門后，日本的澀澤榮一、大久保利通等精英領袖潛心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和制度，并在日本身體力行地推行。這些精英領袖對加速其國家轉型和崛起發揮了有目共睹的重要作用。

　　后發國家的崛起更需杰出領袖的權威保障

　　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時期就是一個克服社會動蕩和防止政治衰朽的歷史階段

　　與傳統大國的崛起不同，后發國家的崛起既面臨著“彎道趕超”的歷史機遇，也面臨著完成國家轉型和應對既有大國競爭的雙重挑戰。及時地把握歷史機遇、成功應對挑戰，是后發國家崛起的關鍵。

　　美國比較政治學代表人物阿爾蒙德發現，大多數發達國家是經過平均250多年發展才達到今天成熟穩定的程度。而對于大多數在二戰后才獲得獨立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卻面臨著，“在建立起有效的中央決策機構和形成促進民主參政的組織之前，就受到了要求為民主參與決策開放渠道的壓力；在具備生產福利的能力之前，也受到了要求分配物質福利的壓力”。③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一些國家甚至連現代民族國家的塑造尚未完成，更談不上形成發展現代經濟和進行有效治理的能力。

　　與發達國家相比，后發國家無論經濟基礎、文化教育水平、制度建設，還是普通大眾的現代意識和行為習慣等方面，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差距。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總結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經驗和教訓時指出，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時期就是一個克服社會動蕩和防止政治衰朽的歷史階段。要根除國內政治的動蕩和衰朽，這些國家就必須建立起強大的政府。而強大政府的構建和維持依賴強大政黨的締造和鞏固。

　　因此，面對現代國家轉型的歷史重任和既有大國的競爭壓力，后發國家的崛起更需杰出領袖的權威保障。事實上，作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實現現代化的成功典范，新加坡、韓國和中國臺灣，都是在威權領袖治理下實現的。

　　杰出領袖的權威有助于確保國家的穩定轉型。面對總體較低的經濟文化水平、參差不齊的地區狀況和多樣化的內部訴求，沒有足夠的領袖權威，不僅難以確保內部穩定和秩序，也難以制定和執行有效的發展戰略。一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陷入停滯與動蕩的泥潭，就在于缺乏一個有足夠威望的領袖及其領導下的政府，以平衡不同個人、群體和地區的訴求。

　　杰出領袖的權威有助于集中資源實現跨越式趕超。面對既有大國的競爭壓力，后發國家存在諸多不利因素。如果亦步亦趨追隨那些大國的步伐，其結果將是步步落后。唯有借助國家的力量，集中資源辦大事，抓住歷史機遇，首先在關鍵領域實現優先趕超，再逐步擴展到其他領域，才能實現全面趕超。

　　中國的崛起面臨著國家轉型和既有大國競爭的多重壓力

　　需要權威的領袖及其領導下的政黨和政府，克服社會分歧，確保穩定轉型，并有效動員和集中社會資源，抓住機遇，實現趕超

　　目前的中國正處在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的關鍵時刻。170多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為實現這一夢想進行了不懈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取得了非凡的成績。

　　“中國夢”的提出，表明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60多年的發展，現在比過去170多年里的任何時候更接近于實現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但與此同時，歷史積累和現實產生的各種問題和矛盾也在空前激化。同其他后發國家一樣，中國的崛起也面臨著國家轉型和既有大國競爭的雙重壓力。因此，依然需要權威的領袖及其領導下的政黨和政府，克服社會分歧，確保穩定轉型，并有效動員和集中社會資源，抓住機遇，實現趕超。

　　在現代西方國家，由于制度比較成熟健全，政黨功能逐漸退化為選舉工具，領袖的主要工作是進行交易和協調。在中國，共產黨承擔著領導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重任。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權威領袖在破除積弊陋習、倡導新風、凝聚人心、確保穩定轉型方面能夠發揮重大作用。

　　伯恩斯發現，變革型領袖除了主導戰略決策和組織協調外，還有一項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道德領導。這種道德領導不僅在于領袖本身在言行上符合公認的道德要求，更在于以一種符合國家整體和長遠利益的方式喚起國民對其雄心和目標的認同。在當前的中國，領袖身上這種源自于強烈國家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雄心和目標，不僅有助于激起民眾的政治熱情，凝聚共識，緩解轉型過程的分歧和矛盾，還有助于維系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彌補轉型時期的制度空白。

　　從實踐來講，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國家偉力之最深厚根源在于人民。大國的崛起最終取決于能否建立起一種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民眾積極性的機制。面對日益復雜的挑戰和不斷多元化的利益訴求，擴大民眾的政治參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途徑。但如果缺乏成熟的參與習慣和健全的制度渠道，民眾被激發起來的政治能量難以得到有序釋放，反而會導致動蕩。因此，亨廷頓強調，只有協調好政治制度建設和政治參與的關系，才能夠實現成功的現代化轉型。在當前中國，由于法律和制度的滯后，民眾和社會組織的自治能力有限，政治意識和參與習慣還不成熟，必須借助領袖和政府的權威有序擴大民眾的政治參與。任何一種機制的有效運行，都需要與之相應的思維和行為習慣。無論是在其初始啟動階段，還是后來的長期運行中，領袖的率先垂范都將產生不可替代的示范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