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博導　于述勝

　　在宋明教育史上，書院的地位十分突出。清末，章太炎總結中國學術與思想史，崇私學、抑官學，論定“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益善，自上建之則日衰”。從那時起，視私學和書院為中國傳統“教育精神”的集中體現，幾乎成為中國現代教育史家之通論。此論可能有所偏頗，不過與其他教育組織形式相比，書院更能體現傳統教育精神，則是不爭的事實。在書院教育史上，宋代書院又以其開創性和純粹性，成為“書院精神”的象征。宋代書院之教育精神不一而足，尊嚴師道、敦品礪行的師道精神，是其重要表征。

　　宋代學者扭轉了漢唐以來日趨功名利祿的風氣，追求體現人性尊嚴的社會秩序

　　尊嚴師道，本來就是原始儒學的重要理念。漢人尊經，因而尊師。魏晉之后，師道衰落，隨著經師地位的下降，儒學的價值信仰體系遭到挑戰。于是，韓愈的《師說》應運而生。柳宗元曾這樣評價《師說》：“由魏、晉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辱，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師說》開篇即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道”，即以“仁義”為實質的儒學核心價值；“業”，即承載儒學價值精神的經典要籍；而“惑”則同時關聯著經籍知識與人生道理。韓愈的尊師重道已蘊含著捍衛儒學“道統”的文化意識。時人目之為“狂人”，表明其思想與行動尚未蔚然成風。

　　韓愈的未竟之業是由宋儒繼承并發揚光大的。在宋代，“道”“道學”“學道”“道統”“道體”等時代話語日漸流行。宋儒崇道宗經，回歸以孔、孟為代表的原始儒學，通過重新詮釋儒學經典，在貫通天人中，創造性地發現和提煉儒學的根本價值，此即所謂“道”和“體”。他們立此“道”、揚此“體”，具有雙重實踐關懷。一方面，他們要為士大夫階層的精神發展重新定向，使之從漢唐以來日益淪為功名利祿之學中超拔出來，回歸到追求仁道精神、實現人性尊嚴的內在價值上來。周敦頤的“圣希天，賢希圣，士希賢”，程頤的“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等名言，皆昭示了這一精神發展方向。另一方面，他們要以此“道”引導政治改良、轉化社會風氣，營造一個合乎仁道精神、體現人性尊嚴的社會秩序。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體現的都是這樣一種宋學精神。這是崛起于宋代、以寒門庶士出身者為主體的士大夫階層所具有的新的角色意識和文化自覺。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有這樣一段精彩論述：“唐代宰相念念不忘自己出生的政治世家，而范仲淹的理念中沒有這些。他認為士人在世，自己與天下整體連在一起而存在，所以不是從門第出發，而是從作為個人的人格出發，與天下整體相處。這是宋代士人和唐代人在理念上的不同。后來，宋代士人還提出了‘為萬世天太平’的口號。他們是以一人所為聯系天下國家，及子孫萬世的大氣概立世的。”內以圣賢自期、敦品礪行，外而得君行道以化萬民、開太平，遂成為宋代有志士人的學術與人生理想。

　　宋代書院教育活動以明道修身、心無旁騖為共同宗旨

　　倡道學、明道體、重塑道統的過程，也是重整師道的過程。理學的開山鼻祖周敦頤就具有十分自覺的師道意識。他說，“天地之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道與德則“非師友不可得”，“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

　　宋儒倡行的師道有兩個基本內涵：其一，就道統與治統的關系而言，強調道尊于勢，要求以師道“求治、正君、規過、養德”。志氣高邁的宋儒在朝為官，通常不是把自己視為君主的奴仆，而是視君臣為同事，不少人還以帝王之師自持。其二，就道統自身的建設而言，它強調師友講論是倡明圣道、勸善諫過的根本途徑。在這兩個方面，能“尊嚴師道”的程頤，在言行上就頗具有典范性。他既有倡導經筵、自尊自重以教導王者之舉，又有“程門立雪”的故事傳世。宋學開創者、“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也以其明體達用之學、尊嚴師道之舉，被立于《宋元學案》之首。宋代書院的師道精神，是唐、宋文化嬗變的歷史產物，所以我們不能在與宋代學術、思想、文化嬗變的割裂中，孤立而封閉地處理書院精神。

　　宋代書院的發展，大致可被分作宋初和南宋兩個時期。宋初書院是從唐末五代的私人藏書館所演變而成，主要為寒門庶士自修進學之地，孕育著崇道宗經、講求義理的宋學精神。“宋初三先生”胡瑗（993-1059）、孫復（992-1057）、石介（1005-1045）就是因此而成學立德。至北宋中期，官學遍設，新的學術精神被引入官學，不少書院也被改為官學，加之兩宋之際的兵火摧殘，書院遂呈衰落之勢。南宋時期，官學再度淪為利祿之途。乾道、淳熙年間，以“東南三賢”朱熹（1130-1200）、張栻（1133-1180）、呂祖謙（1137-1181）的崛起為代表，宋代理學進入了多家多派的繁盛時期。南宋書院眾多，而在“東南三賢”影響下的書院，如朱熹主持的白鹿洞書院和武夷精舍、張栻主教的岳麓書院、呂祖謙主持的麗澤書堂（后來增擴為麗澤書院）等，都是南宋書院精神的典型代表。

　　與現代以專業知識技能為中心的大學教育不同，書院首先是具有共同信仰的士人們圍繞著理學宗師而結成的思想和生活共同體，其學術、教育活動皆以明道、行道、修己安人為共同宗旨。相反，不修倫常、馳騖于功名利祿者，則常常為人所不齒。朱子曾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要，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在這一點上，張栻與朱熹是比較一致的：“侯之為是舉也（指劉珙重修岳麓書院），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承斯道而濟斯民也。”呂祖謙所至興學，皆以此相倡：“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

　　書院皆有其宗師，宗師們是以其高潔品格、精湛學術屹立于士林之中，并吸附四方學子的。宗師擇取生徒，也以德行為先。呂祖謙在學規中嚴格規定：“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不順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誠于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在此位。即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于眾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師友之間勸善諫過，乃書院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宗師本身，則更以其言行舉止為諸生表率。理學宗師們拳拳服膺董仲舒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并以之為立身行事的基本準則，師友相交，自然也不例外。朱熹將其書于《白鹿洞書院教條》中，呂祖謙則進行了更加具體地發揮：禁止師友之間結黨營私、相互吹捧，不得拉關系、走后門，“毋得干謁、投獻、請托。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清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