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努力追求輿論與改革的一致

　　主持人：輿論總是復雜的、多元的，既有支持改革的輿論，亦有對改革的抱怨，我們該如何面對多元并存的輿論？

　　陶文昭：客觀地說，對任何一件事，輿論都會既有支持，也有反對，或是既支持又反對的。要求輿論完全一致是一廂情愿。這是因為，一方面，人上一百五顏六色，何況中國是超級復雜的國家，社會群體不同，看法就不相同。另一方面，各種不同的改革舉措，產生的效果不一樣，社會評價當然不一樣。但作為一種目標，還是應努力追求輿論與改革的配合與一致。還要看到，傳媒本身也是復雜的，既有傳統媒體，還有新興媒體，行政調控的手段和力度不一樣，輿論取向也不盡相同。

　　顧駿：改革最流暢的時候有輿論，改革最遲滯的時候也有輿論，區別只是改革借輿論而風生水起，還是改革在輿論中徘徊不前。

　　其實，最接近改革臨界點的時候，輿論反而會進入某種“靜默期”，因為大家都知道，不改革幾無出路，何須再費時間討論？干就是了。

　　從輿論看中外歷史上改革成敗的經驗教訓

　　主持人：從歷史上看，改革者是如何處理改革與輿論關系的，處理的好壞與改革結果有何關聯性？

　　孫成堯：任何改革都會遇到社會輿論問題。如果把改革比做船，輿論就是風。輿論與改革一致，就是開順風船；不重視輿論，就是開無風船或頂風船。北宋王安石改革中社會輿論問題沒有解決好，就是其改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王安石變法之初就主張變風俗，改變因循守舊的保守風俗和輿論，可惜的是，宋神宗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對社會輿論不重視，而且急于求成，想快速推進改革措施進而富國強兵。正是由于沒有營造出有利于改革的輿論氛圍，改革措施的推進遇到了層層阻礙，以致失敗。慶歷新政的例子更能說明改革與輿論的重要關系。有學者提出“慶歷新政是成也臺諫，敗也臺諫”。臺諫為新政派上臺廣造輿論，開辟了道路，但好景不長，依然有大部分臺諫代表著強大的保守輿論，站在了新政派的對立面，剛剛推出一年多的改革措施就隨即被廢止。

　　與此相反，俄國農奴制改革借助了輿論力量，化解了一部分阻力，成功推進了改革。1857年11月20日，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發布詔書，調整農民和地主的關系。事實上，這個詔書就是政府初步的改革綱領，除使農民得到人身自由外，沒有觸動封建制的生產關系。該詔書先在報紙上公布了。詔書的公布使農奴制問題的討論公開化了，在社會各階層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這就借助輿論力量化解了來自封建地主的阻力。由于各社會階層、各政治集團所處的政治與經濟地位不同，他們對詔書、對改革的態度以及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就各異。此后，經過曠日持久的征詢意見、反復討論和多次修改，至1861年1月28日，國務會議批準改革方案。2月19日，亞歷山大二世簽名后生效。同時，沙皇又簽署了關于廢除農奴制的宣言。

　　個案事件背后的輿論會推動改革

　　主持人：近些年，社會突發事件通過網絡和自媒體不斷發酵和擴散，以點帶動面，輻射全國，其影響巨大，有些事件甚至推動了相關領域的改革。這些個案是如何影響改革實踐的？

　　張愛軍：從邏輯和事實上說，個案與體制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可能博弈的。但是在網絡時代就完全不同，量會轉化為質，個案會轉化為普案，特殊性會轉化為普遍性。原子化的個案會通過自媒體形成蝴蝶效應式的輿論，從而推動由宏觀改革變為微觀改革，由激進性改革變為漸進性改革。

　　這種漸進改革往往是由個案形成的社會輿論推動的，進而逐漸影響改革的局部，甚至影響全局。一個生態維權事件，一個環境破壞引發的保護環境事件，一個刑訊逼供事件，甚至一個官員在不恰當場合的微笑，一個官員說的不恰當的話，都會成為網絡輿論的引爆點，進而成為輿論，并由此引發一系列制度的微調與改革。當然，事件自身不會推動改革，事件背后的觀念大討論才會推動改革。一個事件就是一個觀念的反思，一個觀念的反思如果具備了合理性、正當性，時機又合適，那么改革就不可避免。

　　孫成堯：其實，不少網絡輿情事件，背后都是社會大眾的情緒沉淀所引發的，網絡輿情事件只不過是一個導火索，但卻倒逼著社會改革。如“孫志剛案”，推動《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廢止及新《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的出臺；重慶最牛釘子戶唐福珍因拆遷被逼“自焚”事件，引發民眾對拆遷和保護私有財產的關注，間接推動我國《物權法》的出臺；“湖北佘祥林案”、“張高平叔侄殺人案”等，隨后的網絡輿論推動了司法改革；河南“開胸驗肺”事件，推動了衛生部新《塵肺病診斷標準》的發布與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