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這就需要進一步完善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方式，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基于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存在的突出問題，筆者認為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型應從定位、目標及工具等方面著手。

　　就定位而言，宏觀調控應定位于對經濟短期波動的逆周期調節

　　宏觀調控的廣泛運用源于凱恩斯主義的興起。凱恩斯主義認為，當經濟體受到總需求或總供給等外部沖擊時，由于價格與工資粘性等因素的存在，市場資源配置不會在受到沖擊后迅速回到均衡狀態，由此會使經濟呈現出擴張或緊縮的短期波動現象。因此，政府需要通過宏觀調控等政策手段緩沖外部沖擊，從而實現對經濟短期波動的逆周期調節，也就是現代宏觀經濟理論所講的總需求管理。由此可見，宏觀調控不僅不是干預市場機制，而且是為市場機制的自我恢復創造更有利的環境，使資源配置在短期內盡快回歸至均衡狀態。

　　微觀干預則是政府針對市場失靈所采取的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的措施。市場失靈是指市場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情況，其產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產權制度不完善、壟斷、外部性（如環境污染）等。因此，微觀干預重在通過建立設計完善的法律規章制度矯正市場失靈現象。例如，完善產權制度以明晰產權關系、頒布反壟斷法破除壟斷等。這與宏觀調控是運用經濟政策手段并聚焦于宏觀經濟波動有本質上的區別。

　　此外要認清的是，無論是宏觀調控還是微觀干預，均是對市場機制的補充，并不是去替代市場機制，市場能做的一定要交還給市場去做。比如，當前中國高投資、低消費與產能嚴重等經濟結構失衡的一系列問題，是因為市場機制發揮不夠，弱化了企業預算約束并扭曲了要素價格。因此，優化經濟結構重在深化以國企改革與要素價格改革為核心的市場化改革，不能依靠微觀干預，更不能依靠宏觀調控。

　　就調控目標而言，宏觀經濟政策重在實現經濟與金融的雙重穩定

　　由于宏觀調控的定位是逆向調節經濟的短期波動，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重在保證經濟的平穩運行，不應過于關注“調結構”、“促改革”等其他目標。保證經濟平穩運行需要重點關注兩方面。一是，經濟產出與物價水平的穩定。當然，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理論研究發現，運用貨幣政策應對經濟波動時，在長期中穩定物價與穩定經濟產出兩者之間不存在權衡關系而具有完美一致性。因此，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了通脹目標制，單一錨定通脹目標。二是，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學界進一步認識到由于經濟周期和金融周期在波動頻率與波動幅度上存在顯著差異，宏觀經濟政策僅維持經濟穩定并不能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定。因此，實現經濟與金融的雙重穩定應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

　　就未來幾年內的中國經濟形勢而言，調控目標的順序應為“穩增長、控通脹、金融穩定”。第一，“穩增長”仍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一方面是因為這對于完成“到2020年實現GDP和城鄉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及“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重要發展任務至關重要。另一方面是因為與擁有較為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相對滯后且社會建設架構較為脆弱。第二，雖然新常態以來通脹水平處于低位，但不能因此放棄對“控通脹”目標的管理。第三，“金融穩定”不僅是強調央行要發揮最后貸款人職能以防范系統性風險，而且要增強宏觀審慎政策在防止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波動方面的重要作用。

　　就政策工具體系而言，強化貨幣政策的主導地位

　　鑒于宏觀調控重在實現對經濟波動的逆周期調節，在經濟的常規波動時期，宏觀經濟政策應選擇能夠及時且有效地應對經濟短期波動的政策工具。現代宏觀經濟理論與各國的政策實踐均表明，貨幣政策是應對產出缺口與物價水平變化最靈活且最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手段。財政政策則受到政治周期及內在時滯較長等因素的影響，在常規時期穩定物價水平和產出缺口的效果遠不及貨幣政策。

　　此外，產業政策不應繼續承擔“穩增長”等具體的宏觀調控任務，應逐步退出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這是因為，為實現“穩增長”等短期調控目標，產業政策在制定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政治周期等因素的影響，從而扭曲市場的客觀發展規律與對資源的有效配置。大幅弱化宏觀調控職能后，產業政策可以更側重于推動技術創新與市場競爭機制的完善等方面，更為有效地促進中國長期經濟增長。

　　貨幣政策應加快向價格型調控轉型的步伐，注重預期管理并加強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配合

　　加快貨幣政策由數量型調控向價格型調控轉變，將有效增強利率市場化背景下貨幣政策的調控效率。國際經驗也表明，伴隨著利率管制的逐步放開與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修訂數量型中介目標的統計口徑以保證數量型調控有效性的方式難以為繼，貨幣政策調控方式由數量型向價格型轉變是必然選擇。事實上，當前中國向價格型調控方式轉變的時機已較為成熟，個體對利率等價格信號的敏感度已在不斷增強。因此，央行需要在構建完善的基準利率體系與利率傳導渠道，以及建立與價格型調控相適應的貨幣供給機制等方面加快步伐。

　　預期管理目前在國際上已成為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核心手段。針對中國而言，鑒于貨幣政策處于數量型調控方式效率下降而價格型調控框架尚未完全建立的轉型時期，預期管理會為貨幣政策調控效率帶來更大的提升。加強預期管理，一方面要提高央行的獨立性，這也與之前所講的貨幣政策占據宏觀調控主導地位的轉型方向相符合。另一方面則需要加強央行與市場的信息溝通、增加貨幣政策的透明度，注重對貨幣政策操作進行事前溝通和事后解釋，及時公布貨幣政策相關操作及其意圖，避免市場誤讀。

　　貨幣政策要加強與宏觀審慎政策的配合，是因為根據丁伯根法則，貨幣政策在實現經濟穩定的同時難以完成防范金融風險的任務。尤其是在經濟蕭條而必須使用寬松貨幣政策的時期，若沒有宏觀審慎政策的配合，很可能會出現資產泡沫而加劇經濟運行風險。2008年金融危機前美國寬松貨幣政策使宏觀經濟穩定但金融風險加劇的現象就是最好的佐證。宏觀審慎政策通過對銀行流動性、資本金及杠桿率等方面進行調節，則能降低金融體系的過度風險承擔激勵，從而有效地抑制資產泡沫的形成。“十三五”規劃綱要已提出了“構建貨幣政策與審慎管理相協調的金融管理體制”的完善方向，未來應聚焦于解決宏觀審慎框架與微觀金融監管體制如何協調以及事前、事中監管與事后救助機制如何結合等具體問題。

　　財政政策在常規時期應回歸公共財政，但在危機時期要充分發揮擴大內需的作用

　　財政政策在常規時期回歸公共財政，除財政政策逆周期調節能力欠佳的原因之外，還因為政府的財政收支壓力正與日俱增。因此，在貨幣政策占據宏觀經濟政策主導地位的情況下，財政政策在常規時期需要弱化自身的宏觀調控職能，將更大部分的財力用于公共財政。而在經濟危機或深度衰退時期，積極財政政策仍是擴大內需的有效手段。尤其是對于“債務-通縮”危機而言，積極財政政策與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相配合的調控明顯優于單獨使用貨幣政策的效果。

　　（陳彥斌 劉哲希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