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舉世聞名的壯舉,而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則是這一壯舉得以完成的重要保障。在物資極其匱乏,斗爭形勢極為嚴峻的長征途中,紅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開展形式多樣的政治宣傳工作,寫下了中共思想政治工作史上最為光彩的篇章之一。
一、長征中紅軍開展政治宣傳工作的對象及其內容
紅軍的宣傳工作,由各級政治部負責。總政治部和方面軍政治部內設宣傳部,軍(軍團)和師政治部內設宣傳科,團政治處內設宣傳隊,軍(軍團)以上宣傳部內設報社,分工負責所屬部隊的宣傳工作。長征中的紅軍宣傳工作大致可分為對各族民眾的宣傳、對紅軍戰士的宣傳、對敵軍官兵的宣傳。
1、對各族民眾的宣傳
紅軍長征共經過了11個省,如江西、湖南、貴州遵義等地區,均以漢族居民為主。在這些地區,紅軍每到一處,即發出安民布告,撰寫張貼標語、散發傳單,召開群眾大會,用實際行動安定民心,團結民眾。比如,紅軍進占遵義城后,召開了遵義市空前規模的群眾大會,會場設在第三中學的操場上。毛澤東與朱德先后登臺宣講。毛澤東向大家講解了共產黨與紅軍的各項政策,說明了共產黨愿意聯合國內各界人民,各方軍隊一致抗日。接著朱德介紹了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而“每個紅軍兵士都曉得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是紅軍能夠贏得沿途民眾支持和幫助的重要原因之一。
紅軍長征經過的西南、西北的大部分地區,多為少數民族群眾聚居區,苗、侗、布依、仡佬、彝、藏、壯、回等少數民族眾多。這些地區地處祖國邊緣地帶,交通信息閉塞,經濟社會發展落后,并且由于歷史上中原統治者長期的民族壓迫與剝削,各少數民族對漢族,特別是對漢人軍隊誤解較深。因而,長征隊伍能否處理好與少數民族群眾的關系,以順利通過少數民族地區,也成為紅軍能否取得長征勝利的重要考驗之一。為喚醒各族民眾的覺悟,擴大中共和紅軍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紅軍高度重視對黨的少數民族政策的宣傳與執行。1934年12月24日,紅軍進入苗族聚居區,為了加強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嚴格部隊紀律,總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簽發了《關于我軍沿途注意與苗民關系加強紀律檢查的指示》。指出:“最近我軍經過之地,地瘠民貧,苗民甚多,各部隊更應向戰士詳細解釋,嚴格督促:(一)明確傳達與執行本部對苗民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殺苗民有信仰的甲長、鄉長。(二)山田牛少,居民視牛如命,絕不應殺牛。土豪牛要發給群眾,嚴厲處罰亂殺牛者。(三)加強紀律檢查隊、收容所工作,在宿營地分段檢查紀律,開展斗爭,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眾、脫離群眾行為。”這些宣傳工作的進行,有效地提高了紅軍廣大指戰員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的覺悟。在他們模范言行的感召下,當初曾聽信謠言的群眾紛紛返回家中,幫助紅軍,支援紅軍,甚至參加紅軍,軍民之間建立了魚水深情,極大地方便了紅軍在貴州的轉戰。
對于少數民族宗教上層人士,紅軍制定對其爭取、團結的政策,建立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并以實際行動贏得他們的理解和支持。如紅軍長征行至四川時,1935年4月,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代表紅軍與藏族德格土司的代表夏克刀登簽署《互不侵犯協定》,其見證了黨的民族政策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宣傳成效。同年5月,劉伯承與彝族首領小葉丹彝海結盟,在彝族群眾中產生了廣泛影響。在西康藏區,許多活佛喇嘛,以最虔誠的佛教禮儀,歡迎紅軍的到來。同年8月初,在羌族聚居區,在紅軍的宣傳下,世襲土司安登榜接受紅軍主張,成為羌族近代史上第一個率眾參加紅軍的少數民族上層領袖人物。
2、對紅軍戰士的宣傳
對紅軍戰士的宣傳,主要通過下達指示、出版報刊、開會宣講、戰斗及行軍的動員等方式進行。其主要任務是結合形勢,使廣大指戰員明確紅軍在不同階段的戰略方針和中心任務;鼓舞士氣,提高指戰員的軍事素質;給地方工作以指導,使廣大干部戰士明確在不同地區的不同工作方法,統一全軍思想。
首先,宣傳部門通過下達指示,把黨的戰略方針和中心任務及時傳達給廣大指戰員。如1934年12月18日,宣傳部門下發《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向紅軍戰士傳達黎平會議決議精神。1935年1月14日,總政治部發布關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
其次,充分利用報刊及設立宣傳鼓動棚向廣大指戰員進行宣傳。長征途中,各方面軍及軍團都出版了油印報刊。如紅軍總政治部出版的《紅星》報、《前進報》,紅四方面軍出版的《紅色戰場》報,紅二、六軍團出版的《戰斗報》,紅一軍團出版的《戰士》報等,都發揮了重要宣傳作用。1935年2月10日,《紅星》報發表社論,號召廣大紅軍戰士“為創造云貴川邊新蘇區而斗爭!”刊發《克服桐梓遵義的戰斗》《經過大渡河沿岸勝利的總結》等新聞報道,通過向廣大紅軍指戰員報道紅軍勝利的消息,提高他們的斗志,增強他們的信心。
時任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的警衛員魏國祿回憶,長征途中,紅軍經常設立宣傳鼓動棚,專門用來做宣傳動員。如紅軍離開遵義向土城方向前進時,從宣傳鼓動棚里就傳出“同志們,快步行,前進路上遇阻敵,今天行軍八十里,毛主席親自來率領。紅軍戰士志氣大,一切困難都不怕,為了北上打日本,千難萬險踩腳下”的快板書聲。
另外,紅軍政工干部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利用行軍與作戰間隙,向紅軍戰士做宣傳鼓動。如肖鋒日記中記載,1935年1月1日,“一路上,我們干部們分別和戰士們邊走邊談,根據師首長報告精神,反復說明我們要繼續走,將來會有立腳的一天,要反對悲觀論調,打過烏江去”。
3、對敵軍官兵的宣傳
長征路上,面對敵軍優勢兵力的圍追堵截,通過宣傳,瓦解敵軍斗志,是紅軍擺脫和戰勝敵人的重要手段。紅軍利用國民黨中央軍與西南地方軍閥的矛盾,國民黨軍隊中官兵對立的矛盾,通過多種形式,積極開展宣傳攻勢,瓦解敵軍,服務于紅軍的戰略轉移。
如在貴州遵義縣鴨溪區金鐘鄉荷蓮村涼亭壁上書寫的《十告白軍》稱:“白軍弟兄,我是紅軍,我們彼此,都是干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聯合起來,□個團體。團體□得緊又緊,打下貴云川三省,三省到處起紅軍,三省干人都笑醒。三省干人千千萬,一打土豪二分田,三不交租四抗債,五抗苛捐六抗稅,七條人人要吃飯,八條個個要衣穿,九條工錢要增加,十條百貨要便宜。這個十條都做了,人人都說紅軍好。紅軍天下有威名,那個軍閥不打倒。親愛的白軍兄弟們,我們說了就要行。不靠他人靠自己,不靠菩薩靠凡人。世上何人最尊貴,頭等只有工農兵。土豪劣紳小雜種,貪官污吏大臭蟲。帝國主義一齊滾,國民黨請他進茅坑。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只有共產黨能夠得太平。我們說的完了,請你老哥下決心!”
再如1935年1月1日,總政治部發出的《關于瓦解貴州白軍的指示》,分析了貴州白軍的特點,“組織成份上以貴州人占多數,且包含苗、瑤等少數民族籍”,“大多數士兵吸鴉片”,“士兵生活極端惡化,并受著長官極殘酷的、封建的虐待與壓迫”,因而該指示對貴州士兵提出“不打抗日紅軍,嘩變拖槍當紅軍打日本!”“紅軍為解放貴州群眾而來,嘩變拖槍當紅軍來打土豪分田地,赤化貴州”等口號,并要求紅軍戰士身體力行,積極開展瓦解白軍的工作。同一天,總政治部還發出《給中央軍和黔軍弟兄們的信》,通過紅軍和國民黨軍、黔軍的對比,號召中央軍和黔軍弟兄“打倒薛岳、王家烈!不替薛岳、王家烈打仗,拖槍當紅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