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G20是當今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臺。G20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促進世界經濟復蘇、推動國際金融及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早期的積極參與者，到2008年后的核心參與者，再到當前的核心領導者，中國不僅在應對危機、推進國際金融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還以自身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為G20及世界作出重要貢獻。基于當前形勢及各方期待，中國把杭州峰會主題確定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已開展一系列工作凝聚共識。對中國和G20而言，本次峰會有望成為中國參與引領全球經濟治理的新起點；G20也將開啟由危機應對向長期化、機制化、功能化方向轉化的新征程。
關鍵詞：G20 杭州峰會 中國角色 中國貢獻
2016年9月4日至5日，二十國集團（以下簡稱G20）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將在中國杭州舉行，主題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作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要論壇，G20在引領和推動國際經濟合作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面對當前世界經濟形勢，G20杭州峰會將提出何種應對方案，國際社會高度期待。為此，本文將梳理如下幾個問題：G20機制的發展歷程和展望；各成員間的大國關系；G20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中國與G20的淵源及承擔的角色；本次G20峰會對中國及G20的意義。
從G7到G20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美國等的主導下，以聯合國為框架的全球政治治理機制，和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前身）為框架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機制先后建立。到20世紀70年代初，由于美國經濟的相對衰落，日本和西歐經濟的崛起，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際貨幣體系瓦解。
1975年，美國、英國、法國、西德、日本、意大利六大經濟體舉行峰會，以應對當時的經濟危機，加強各國經濟金融政策的協調。第二年，加拿大加入，由此形成主導全球經濟治理數十載的七國集團（以下簡稱G7）。1976年末，G7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僅為14.5%，但國內生產總值占比卻高達62.6%，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占比48.9%。1997年俄羅斯加入，形成八國集團（以下簡稱G8）。但俄羅斯經濟相對落后，缺乏話語權，全球經濟秩序依然由G7主導。
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由此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動蕩，G7逐漸意識到，全球性經濟金融問題的協調，需要新興經濟體共同參與。由此，在G7財長會議提議下，1999年12月，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德國柏林舉行，這標志著G20正式成立。除G8成員外，G20還包括阿根廷、巴西、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韓國、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等10個新興經濟體以及澳大利亞和作為一個實體的歐盟。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金融機構領導人作為特邀代表參會。然而，在2008年之前，G20只是每年舉行一次的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全球經濟治理中處于邊緣地位，影響力有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為協調全球經濟金融政策，在美國的提議下，G20于2008年11月在華盛頓舉行第一次峰會，自此，G20開始從一個部長級會議升格為領導人峰會，并逐漸取代G7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臺。
需要指出的是，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間實力的相對變化，是新興經濟體能夠平等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關鍵因素。2008年末，G7人口占全球比重降至10.8%，國內生產總值占比降至52.2%，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占比降至36.8%；到2015年末，上述三個比重進一步降至10.3%、46.4%、34.1%。不僅如此，G20較G7在全球貿易中的影響更大。2015年末，G20人口占全球總人口的63.9%，國內生產總值占比為84.8%，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占比為76.7%。
迄今為止，G20已舉辦10次峰會，除2009、2010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初，每年各舉行兩次峰會之外，其他年份每年各舉行一次。目前，G20已形成以峰會為引領，以協調人和財金渠道“雙軌機制”為支撐，以部長級會議和工作組為輔助的架構。
總的來說，G20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促進世界經濟復蘇、推動國際金融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在2008年之后的前幾次峰會，由于共同面臨危機，容易達成共識，G20各成員同舟共濟，在恢復全球信貸和就業市場、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避免匯率競爭性貶值等全球宏觀政策協調上發揮了關鍵作用。特別是2009年G20倫敦峰會，出臺了總額1.1萬億美元的全球經濟復蘇和增長計劃，向國際社會發出了團結一致、合作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強有力信號，提振了市場信心。
但是，隨著危機后世界經濟的復蘇，各國經濟運行逐漸分化，全球經濟協調治理難度不斷增加，G20的發揮空間受到明顯擠壓。比如，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后的2010年G20多倫多峰會上，美國希望繼續刺激經濟，而歐洲國家則力圖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并削減赤字，雙方僵持不下，難以達成一致。
當前，G20面臨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轉變的挑戰，議題需從短期問題向深層次和長期性問題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