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改革營造良好宏觀環境

——對話世界銀行前副行長、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博士

　　今年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同時，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面對改革與發展繁重而艱巨的雙重任務，如何準確和透徹理解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至關重要。為了進一步透辟分析國內外復雜因素對中國經濟產生的種種影響，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良好宏觀環境，經濟日報記者日前獨家求問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的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博士。

　　全方位分析研判當前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

　　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確實受到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的影響，也與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因素分不開

　　全球貿易在國際金融危機前每年的增長率為GDP增長率的2倍多，現在則低于GDP的增長率

　　有些發達國家利率都已經降到零了，甚至是負利率，但民間投資還刺激不起來，這是各國經濟增長減速的共同周期因素

　　記者：當前，對中國經濟的權威重要判斷是，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結構性而不是周期性的。但人們也注意到，由于世界經濟復蘇不及預期，貿易持續低迷，而且經濟運行中的不確定因素在增加，同樣被視為影響中國經濟的重要難點。那么，我們在主要面臨結構性矛盾挑戰的同時，是否也受到了周期性因素的深刻影響？比如，外貿發展中的困難依然較大，能否看作是一種客觀反映呢？

　　林毅夫：根據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2016年及今后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結構性改革措施。

　　理解這樣一個總的政策方向，首先必須了解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顯而易見，這個挑戰，就是從2010年一季度以來經濟增長速度一直在下滑，從原來的兩位數下滑到今年上半年的6.7%。這是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也是改革開放以后第一次出現這么長時間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

　　對癥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所以，對2010年到現在這幾年經濟增速下滑的原因必須判斷清楚。我認為，從2010年以后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有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中國家必然存在的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的原因，也與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因素影響分不開。這個判斷不難證明，可以通過與其他國家的橫向比較得出。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0年和中國處于相同發展程度的其他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的增長速度分別為7.5%、4.5%、10.3%，2015年巴西和俄羅斯增長速度分別下降為-3.8%和-3.7%。增長下滑的情形和中國相同，幅度則遠大于我國。印度2015年的增長速度為7.5%，表面上比我國高。但是2012年印度的增長僅為5.1%，下滑比我國的7.7%深。印度是先有觸底又反彈了，另外更重要的是印度2014年調整了統計方法，使其增長速度有所提高，所以，實際上印度的增長表現和我國一樣。不僅如此，韓國、新加坡等高收入、高表現、外向型國家，2010年的增長率分別為6.5%和15.2%，2015年則下降為2.6%和2.0%。這些高收入、高表現國家照理說他們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經濟結構應該沒多大的問題，但是2010年以來的同一個時期，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情形都跟中國一樣，而且下滑的幅度也更大。所以，我國和上述這些國家從2010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只能從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來說明。

　　事實上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占世界經濟規模仍達一半的美歐日發達國家尚未完全復蘇，失業率高，家庭收入增長慢，并且，還需省吃儉用以償還危機前的過度負債，抑制了消費和進口增長，使得對發達國家的出口增長大幅下降，全球的貿易在危機前每年的增長率為GDP增長率的2倍多，現在則低于GDP的增長率，我國的出口按美元計算，從危機前每年兩位數的增長率跌至2015年的-2.8%，今年上半年則下降7.7%，這是我國和許多國家經濟增長減緩的共同外部原因。

　　其次，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后，每個國家都采取了一些積極財政政策支持投資，這些項目建成了，但國際經濟尚未完全復蘇，增長疲軟，以致民間投資的意愿不高，像有些發達國家利率都已經降到零了，甚至是負利率，但民間投資還刺激不起來，這是各國經濟增長減速的共同周期因素。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確實也受到自己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的影響，面對當前的情況，應該分析清楚情況，保持定力，在適度擴大總需求，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同時，按照中央的決策，勇于啃骨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在克服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影響之同時，我國經濟將能提高素質，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現在各國推行結構性改革都很難，美歐從2008年的危機之后至今已8年但未見動靜，日本則從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到如今已經25年也還沒有改。我國能夠下定決心，保持定力，克服困難，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維持宏觀經濟穩定的前提下，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的制度優越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