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ǘ牡胤礁母飳嵺`看當前簡政放權工作中的主要問題

　　一是體制機制及相關法律法規尚不健全。一些領域存在立法空白，如環保方面的土壤環境保護、核安全、環境監測、區域限批等方面缺乏法律法規。有關法律對公民在地區建設中涉及切身利益方面的知情權等規定不明確，缺乏可操作性，使公民在行使參與權時缺乏法律依據。社會自治和市場經濟不夠完善，直接影響“大部制”的改革效果。改革措施上下不配套，部分地區嘗試實施“大部門”體制，但上級部門尚未進行相應的部門整合，導致上下銜接不順暢。

　　二是相關部門職能轉變不到位。一些部門計劃經濟的慣性思維比較固化，習慣于將審批作為日常行政方式，為民服務意識欠缺，自由裁量權過大的“權力任性”現象仍較普遍，且此次轉變職能工作目前未完全納入工作績效考核，部分工作開展得不到足夠重視。有效監管尚未破題，監管轉型滯后于審批改革進程，監管體系建設、社會參與監管等均嚴重滯后，“大部門”管理體制下的工作機制并未改變。將資質要求等同于監管、以考試培訓替代監管、把監管簡單理解為取消下放事項的銜接落實等誤區不同程度存在，會批不會管、監管能力與硬件建設不足等問題在基層監管方面尤為突出，微觀管得太多、宏觀管得不夠。

　　三是辦事程序和環節的實際效能依然不高。“互聯網＋”等創新手段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政府相關部門聯通及審批信息的共享，但一些部門業務系統與審批系統并未全面互聯互通，“信息孤島”“二次錄入”現象較普遍，辦件與進件“兩張皮”問題始終存在。審查環節重形式輕實質、專家評審環節不規范、中介服務把關不嚴等問題較突出。有的事項涉及多個部門，存在重復審批問題，有的雖減少印章但審批內容無實質改變，部分事項只是由蓋章改成簽字，審批時間不遵守、實際審批時間未真正壓縮。有些地方“一個窗口辦結”“一次取件”貌似節省企業取件頻次和時間，實際前提是全部證件辦齊了才能一次取走，在多個證件一起辦理的情況下，必然存在取件的“短板現象”，影響企業辦理其他事項。審批與監管環節未充分分離，互相銜接的互動機制不健全。

　　四是審批權限與事項取消或下放仍不徹底、不合理。對本部門有利的審批事項，采取直接保留，或將審批之名改為“服務”“內部事項”等名稱而間接保留，或取消事項但將審批環節合并到其他審批事項，或僅下放初審權但保留終審權或發證環節等方式，繼續行使實際上的審批權；而所下放權限則很多集中在比較偏僻或業務量極少的專業領域，與經濟運行關聯度不大，對激發市場、企業和社會活力作用不明顯，甚至有些權力改頭換面后不消反漲、企業負擔不減反增。放權過程中的觀望等待、不同步不協調或你放我不放、先放后不放等“最后一公里”與“最先一公里”問題并存；有些時候則走向盲目下放的誤區，只要上級部門下放或要求下放的，不管下級部門是否具備承接條件都一概下放，導致承接部門不能批、不敢批、不規范地批、不及時地批，實際上不是提高而是拖慢了效率。取消和下放事項標準、數量口徑不一，單個大項拆成若干小項計為取消項或若干小項打捆成一個大項計為保留項等數字游戲，部門之間審批事項交叉保留等，增大了審批管理的難度。

　　進一步深化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工作

　　要根本破解制約經濟發展的體制性制度性障礙，更好地發揮市場主體作用和激發社會活力，應重點從機構改革、調整政府權責定位、治理體系構建、加強監管、完善政策評估制度等方面著手，進一步深化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工作。

　　第一，政府職能轉變要與機構改革并進實施?！昂喺艡唷辈粌H在“放權”，也在“簡政”，兩者相互促進，相輔相成。今后可根據新的事權調整對現有部分機構撤銷、轉型，在此基礎上一方面廓清黨政部門職責關系，理順行政與立法、司法權力邊界，繼續推進“大部制”改革，進一步解決部門職能交叉和重疊引致的協調不暢等“部門主義”，另一方面隨著職能轉變到位，推進行政決策權、行政執行權、行政監督權“三權分設”，形成相互制約，可在已實施大部門體制的部門進行改革試點，規避“碎片化”和部門主義等問題，更好地鞏固簡政放權改革效果。

　　第二，調整政府角色定位與權限。要樹立企業“生產主體責任”與政府“監管主體責任”理念，企業要為自身違法行為承擔主體責任，政府機構專事監管而不再承擔連帶責任，簡政放權工作在行政性放權的同時要做好經濟性放權，促進企業自律并成長為社會的獨立主體。在“簡政”即機構改革調整到位、權力結構優化配置的同時，按照新的職能定位制定和規范權責清單，促進政府職能轉變與管理優化。要區分經濟領域放權與社會領域放權，對經濟性管理領域的事項（如價格、投資等微觀經營活動）要應減盡減，致力于釋放市場主體活力；而對于非經濟領域如社會性管理領域（主要涉及健康、安全和環境等），在放權的同時還要注重從民生安全、社會穩定角度考慮，審批與許可權力宜留則留。注重解決放權不同步、不協調、不到位問題，對下放的審批事項要讓地方能接得住、管得好，完善審批權非取消即下放的單一模式，探索梯度化緩和方式，如可在試點基礎上嘗試取消非國有企業一般投資項目備案制，由企業依法依規自主決策、在相關網絡平臺上進行自主登記等。全面清理規范行政審批中介服務，堅決整治“紅頂中介”，切斷行政機關與中介服務機構之間的利益鏈。

　　第三，推動形成科學的政府治理體系。

　　今后簡政放權工作一方面應積極培育和規范發展各種社會組織，在此基礎上逐步加大向其還權的廣度和深度，推動其逐步成為管理主體的一元。另一方面要加強監管，推動企業等各社會主體成長為能承擔相應權利義務的獨立主體。同時建立健全全社會信用體系，加快制定“公民權利清單”，培育公民參其事、負其權、得其利的權利理念，支持公民用權利制約權力，以最廣泛、最坦誠的信息公開力度增強民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尤其要鼓勵運用互聯網手段通過合法、合理、必要的途徑維護個人利益，培育民眾廣泛參與治理的意識。促進多元管理主體不斷成長成熟，逐漸培育其間的伙伴關系及全社會民主、協作和妥協的精神，為成熟的政府治理體系創造關鍵條件。

　　第四，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全面推進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職能的嚴格分離，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在試點的基礎上，賦予市場監管機構享有同級政府或行政部門所享有的制定行政規章或規范性文件的準立法權限和行政裁決權，推進市場監管機構“去行政化”，由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監管為主轉變。及時出臺監管上位法、相關條例，建立和完善監管的標準體系，修訂《標準化法》《食品安全法》等，研究出臺綜合性《市場監管法》，形成市場監管的法律框架，使企業行為和部門監管有法可依。尤其要把事前審批和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結合起來，對那些短期能給社會造成重大損失的、造成的損失難以彌補或挽回損失所需成本巨大的、停止項目建設或運營將帶來較大損失的、損失短期不顯見但長期持續積累且較嚴重的、與民生安全或社會穩定關系密切的、是否有重大損失難以確定的以及短期內大量建設的項目，必須在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的同時把好入口關，以免造成難以估量和不可挽回的損失。

　　第五，建立健全第三方評估制度。將簡政放權工作第三方評估制度化，以專業化、技術化、標準化為重點建立健全評估辦法，結合簡政放權改革目標與方向，明確第三方評估的范圍、主體、程序和結果運用，完善政策評估框架，持續開展工作評估，為政府管理方式改革創新提供建議及地方開展該項工作提供指導。強化人大的監督與公眾和專家參與，尤其要使用能吸納最廣泛社會力量參與的方式，由中立機構對工作決策、執行、監管的實施及成本收益情況進行全面和客觀評估。要督促地方將簡政放權工作列入政府工作績效進行考核，加大工作約束力，提高執行效果。

　　第六，加快推進相關配套改革。當前應與簡政放權工作同步推進的配套改革較多，其中完善財稅體制改革尤為迫切，主要解決目前“簡政放權”僅單一地將大批審批事項逐級下放到各級地方政府部門，而引發的“事權、人權、財權”不對等問題，應盡快實現財權和事權尤其是財力和事權對等，削弱地方政府直接干預微觀經濟運行的內在動機。要同步推進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改革，將簡政放權中“下放的權”與相對應的“錢”同步下放，進一步理順放權機制，并與下一步“簡政”工作相結合。賦予地方更多改革試點權，給予充分試點權限，鼓勵其進一步總結經驗、深化改革試點，同時將機構編制、經費和人員配備隨更多事權下放而向基層政府傾斜。

　　第七，深化政府工作法制化建設。應繼續強化“先授權、后改革，先動法、后動權”原則，以加快法律法規“立改廢釋”促進簡政放權改革向縱深發展，改革方案凡是與現行法相抵觸的，必須先修改法律再予以實施，或通過特別授權機制，在獲得法律制定機關的特別授權后再在特定部門或地區實施。對行政規范性文件及時全面清理，凡是于法無據、擅自擴權、損害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要予以修改或廢止，適時將一些行政規章上升為法律法規，以解決其執行力弱、問責主體范圍狹窄等問題。抓緊出臺全國行政審批標準化、信息化的改革方案，推進行政事項編碼、經辦部門、項目名稱、設定依據、服務對象等標準化和統一化。不斷調整完善“權力清單”、“收費清單”、“負面清單”等“三大清單”，強化“職責法定”理念和制度，尤其要健全追責機制，對問題涉及到哪級政府和責任人、承擔什么責任進行明確界定，形成專負其事、專擔其責的權責事嚴格對應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