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財政貨幣統籌治理能力，處理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關系

　　改善民生系財政增加支出的重心。積極財政政策的操作歷來有兩個工作線索：增加支出與減少稅收。財政擴張的主要載體之所以由“增支”轉為“減稅”，一個十分重要的考慮就在于，要在穩增長與調結構兩大目標之間尋求平衡。

　　鑒于穩定物價總水平仍然是我們的重要任務，更鑒于穩增長和調結構兩大目標必須兼容，尤其是不能再走以犧牲調結構換取保增長的老路。即是說，增加支出的重點，要由以往相對偏重投資適時轉移到著力拉動消費需求上來。

　　具體而言，有關“增支”的安排，除了繼續著眼于優化投資結構之外，當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通過一系列以改善民生為主要線索的支出項目及其規模的增加，來拉動消費需求。其中，比較重要的有：落實最低工資制度，提高低收入者勞動報酬；促進增加農民收入；基本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提高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部分優撫對象待遇和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支持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增加財政補助規模，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減輕困難群眾在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負擔；大力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等。

　　增加需求應調整財政制度。當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真正的挑戰在于經濟增長的不平衡和不可持續性。其重要原因，一方面需求明顯不足；另一方面供給側改革不到位。在全球金融危機以前，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部分原因歸于來自美國和歐洲強勁的外部需求，而這些需求現在正逐漸減小，中國投資率將持續走低。要解決中國經濟的擴大需求和持續增長問題，首要的方法應該是調整中國財政制度，這將有利于彌補放緩的投資增長和變弱的出口市場。中國財政預算的不合理在于其有限的規模，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和支出分配的方式不一致。社會主義經濟體的特點是能夠擁有和控制所有關鍵性資源并主導所有主要的戰略活動，而中國財政總預算只占了國民生產總值（GDP）的28%。這個比例與其他類似國家相比實在是偏小，如中上收入國家：35%，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OECD）大多數經濟體：40%45%。據世界銀行報告《2030年的中國》分析，與其他類似國家相比，中國財政預算所提供的社會服務及其他消費需求所占GDP的百分比排倒數第三。這就解釋了中國總體消費比例（家庭和政府）要比其他類似國家低10%-15%的原因。如果實施了財政改革，此項改革能夠提高政府支出，多增加其占GDP的4%-5%。這樣一來，就能夠確保中國有足夠的需求，以維持其年均6%-7%的經濟增長率。

　　貨幣政策的取向及思路。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正確處理經濟平穩發展、結構調整和通脹預期管理三者的關系，全力維護好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和風險防范三者的平衡。主要思路包括：

　　一是促進規范金融市場的建立，大力深化金融機構改革。繼續深化大型商業銀行改革，不斷完善公司各方面管理，逐步實現現代金融企業制度，繼續深化內部管理和風險防范管理，提高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二是提高金融體系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調控機制，扎實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加快完成市場基準利率體系的建成，努力提高央行對市場利率調控水平，正確高效引導金融機構進行風險定價。（下轉7版）（上接1版）繼續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創新，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使市場供求規律能在匯率形成中發揮更大作用，以便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同時加快發展外匯市場，推動匯率風險管理工具創新，密切關注國際形勢變化對資本流動的影響，加強對國際資本的有效監控。

　　三是全力支持對經濟結構的調整，不斷優化信貸資源配置，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積極培育多層次、多元化、良性競爭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為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發展提供更多金融支持，努力開創金融支持就業、扶貧、助學等民生工程的新局面；加大對中小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對事關全局、帶動性強的重大項目和科技、文化產業、旅游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國民經濟重點領域的支持。

　　四是全方位引導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穩步健康增長，深化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全面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合理的市場流動性。繼續發揮宏觀審慎政策的逆周期調節作用，根據經濟景氣變化、金融機構穩健狀況和信貸政策執行情況等對有關參數進行適度調整，引導金融機構有針對性和靈活性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根據國際宏觀經濟形勢，綜合貨幣收支和流動性供需關系，運用央行票據、存款準備金率、逆回購、正回購等各種流動性管理工具，綜合調節好銀行體系流動性，引導市場利率平穩浮動。

　　五是切實維護金融體系穩定，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鞏固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防范預警和評估體系，強化不同行業、不同市場和國際金融風險的監測評估，防范部分地區、行業、企業等實體經濟風險及非正規金融風險向金融體系的傳導。建立風險預警和處置預案，促進存款保險制度的建設。督促金融機構加強內控和風險管理，繼續加強對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和房地產業的風險評估與監測管理。

　　在世界金融格局調整變化的格局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治理的重心是金融治理能力的提高。因此，中國金融業要實現全球的戰略定位必須厘清面對的主要困難與挑戰。

　　金融市場化程度有待提高。從國際金融體系的演變和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一國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發展中大國，要想在全球金融格局中占據一席之地，實現后危機時代金融的戰略定位和跨越發展，一個自由而開放的宏觀金融環境必不可少，因此，在今后一段時期內，中國應不斷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市場化程度，努力克服以下三大障礙：

　　利率市場化障礙。利率是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基本價格，是其他眾多金融創新和衍生產品定價的參照基準，因此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作用方面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過程，分別經歷了放開國內外幣存貸款利率，擴大銀行貸款和存款利率的浮動范圍，在企業債、金融債、商業票據方面以及貨幣市場交易中全部實行市場定價，擴大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的浮動范圍等階段，但這遠未達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資金價格市場化的內在要求，因此必須繼續有規劃、有步驟、堅定不移地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

　　資本流動障礙。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穩步推進和經濟空間的逐步拓展，資本市場也獲得了長足發展，其重要性日益明顯。目前，中國在國際經濟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而在國際資本市場中的影響力卻微乎其微，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不高，從而阻礙了國際資本的流入。盡管對資本流動的管制能夠有效地防止資本快速流動引發的風險，但是也失去了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的好處。未來中國要想在經濟發展和資源利用間找到平衡點，擴大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作用，就要適當地解除資本的流動障礙，保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平競爭。

　　匯率障礙。根據克魯格曼“不可能三角”模型，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未來中國要想在實現資金全球配置的同時，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勢在必行。更為重要的是，匯率制度改革還能夠為人民幣的國際化創造良好的貨幣環境。今后仍需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的彈性，提高在資本開放過程的中的抗風險能力，為人民幣成為世界主要貨幣之一的戰略目標奠定基礎。

　　金融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目前，中國的金融結構系統仍然以銀行為主，這突出表現在：銀行資產在全部金融資產中占有絕對優勢，資本市場的發展盡管增加了直接融資的比重，但間接融資的主導地位仍未得到根本性轉變，保險業、信托和金融租賃業發展緩慢，社會融資風險高度集中于前者。過多的貨幣性資產無疑會壓縮社會融資的途徑和空間，降低金融創新的能力和動力，使得企業的負債水平居高不下，不利于金融結構的優化和實體經濟的發展。其資源分配又主要集中于國有企業和大型企業，從而將大多數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排斥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之外，這在客觀上催生了各種形式的民間金融市場，在加劇金融系統不穩定因素的同時，增加了金融監管的難度。

　　中國金融城鄉二元結構有待縮小。一方面，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產業化程度低，經濟效益不明顯，信息成本較高，又缺乏足夠的抵押擔保品和防范風險的可替代手段，從而導致金融機構往往不愿意在上述地區開展業務，造成“市場失靈”；另一方面，通過政府補貼和非營利性組織捐助等形式注入的資金，由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原因，在實踐中使用效率較低，違約情況時有發生，影響了資金的循環使用，并降低了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整體信用狀況，造成“政府失靈”。上述兩種“失靈”反過來又會產生明顯的虹吸效應，引起資金從農村到城市、從西部到東部的逆向流動，進一步阻礙當地的經濟發展和合理、均衡的金融結構的形成。

　　因此，中國金融如果要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階段發揮重要作用，并在國際金融危機后實現戰略崛起，必須首先著力解決自身存在的結構性難題，不斷優化金融業的內部結構，建立統一的全國金融市場，推動金融系統的健康發展。

　　提高對金融治理重要性的認識。縱觀世界各國在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發展的過程中，都會面臨巨大的經濟社會轉型的挑戰，其中，金融治理的重要性在此階段起到決定性作用。中等收入陷阱源于中等收入經濟體的經濟不穩定，而經濟不穩定則主要源于頻繁爆發的金融危機。中等收入經濟體之所以頻發金融危機，是因為其經濟與社會轉型所引發的一系列結構問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于防范金融危機：政治上，要建立強有力的支撐改革和審慎監管的體制；政策上，要及時、審慎地推進財政改革和金融改革；技術上，要實施宏觀審慎監管，維持金融穩定，并建立有效應對危機和加速危機恢復的機制。中國正處于中等收入階段，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同樣在于避免金融危機。而防范金融危機的關鍵，主要在于防止不穩健的金融自由化和對企業債務問題的不當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