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技術進步是指技術水平向最前沿技術逼近的程度。過去三十多年，我國主要憑借技術購買基礎上的逆向工程式模仿創新，提升整體技術水平。但隨著我國整體技術水平逐漸向發達國家靠攏，繼續通過技術購買等方式獲取前沿技術的空間收窄。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培育以自主創新為主的技術創新模式。一方面，要構建有利于科研人員創新的體制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提高科研人員待遇，使得科研人員對未來有一個較好的預期，從而能夠遵循創新的客觀規律，腳踏實地專心從事科研，避免急功近利、粗制濫造。營造全社會對知識的尊重，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但是要避免產生與“GDP崇拜”類似的“創新崇拜”，實事求是地引導適宜性創新。另一方面，要保護市場與企業家精神，避免行政干預，政府從頂層設計和政策保障出發，給予企業家充分的自由，引導企業家從事持續創新而非其他投機行為。

　　再次，配置效率是指要素配置與有效配置或最優組合的接近程度。受到體制制約，我國要素市場間長期存在流通障礙，使得資源配置存在明顯的誤配現象，主要表現為勞動、資本、土地等要素空間上的低效配置。雖然改革開放以來，勞動等要素實現了城鄉間從無到有的流通，但是橫亙在城鄉之間的體制藩籬至今仍然在阻礙勞動等要素的有效配置，使得資源分配呈現畸形。此外，近年來偏向中西部地區的土地供應政策，引致了東部地區房價的過快上升，進而推高了東部地區的工資上漲，對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效率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

　　因此，要想從供給側出發，使得全要素生產率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需要在阻礙創新成果產業化、創新要素有效配置的環節進行體制創新，著力提升自主創新水平。

　　根治體制痼疾是關鍵

　　當前導致自主創新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同樣在于體制痼疾，因此體制改革就成為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所在。進一步的問題是，體制改革具體改什么？中央提出要簡政放權、減少管制、破除壟斷、改革國企、優化公共服務、降低交易成本、改善營商環境等方針，從本質來看，實際上就是認識政府邊界并處理好政府與市場職能分工的問題。事實上，無論是政府還是市場，都有由其根本性質決定的利益訴求，從而也都存在相應的局限性。對于政府來說，過去常常只講政府要做好“扶持之手”的工作，實際上是不夠準確的。正如《掠奪之手》一書的作者安德魯·施萊弗認為的，只有在強調政府利益約束合理性的基礎上，考慮最大化民眾利益的選擇，才更加現實且可行。而對于市場來說，作為“看不見的手”，市場并不能夠包治百病，這已經被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和市場失靈理論所證明。因此，二者的關系或許可以這樣表述：政府需要在保護市場、尊重市場的制度框架下，承擔應有的角色。

　　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可以重構經濟增長新動力，促進新產業的增量發展，同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要處理好過去幾年經濟發展的存量問題。當前主要的存量問題在于過剩產能、弱勢企業、積壓的房地產庫存及相對較高的金融風險四個方面，在處理這些存量的過程中同樣需要梳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