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結構改革與歷史擔當。

　　相對于刺激總需求，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入手，難度要大得多。改革開放以來較長一段時間，我們所進行的改革多是增量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更多地觸動存量，富有挑戰性，涉及利益格局的調整，涉及復雜的社會問題，體現了新一屆黨中央的歷史擔當。

　　通過改革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內容。

　　30多年來中國發展進步的實踐就是改革開放的實踐。鄧小平同志指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他還說，過去，只講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通過改革不斷地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活力之所在，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和鮮明特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宏觀經濟理論新的分析框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如前所述，它與過去宏觀調控政策出臺的不同在于：主要靠改革、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它不僅僅是財政、稅收或金融等單一政策的運用，也不僅僅是資金和項目的引導，而是綜合改革、綜合施策，是體制機制創新、是標本兼治。這相對于僅僅從需求總量入手思考財政、金融松緊搭配的宏觀管理分析思路，應該是新的突破，也自然是新的分析框架。

　　跟蹤體制機制創新實踐，深化規律性認識，形成學理性支撐。

　　從實際操作層面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針對性在于解決供給結構錯配的問題。涉及消化過剩產能，包括開展國際產能合作；涉及發展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涉及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應；涉及科技、工藝和商業模式的創新等等。當前的重點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但這些都不僅僅是臨時應急性措施，著力點在于體制機制創新。

　　比如，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立起產能飽和動態預警機制；低端產能市場退出機制；過剩產能淘汰機制；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扶持機制；科技創新、工藝革新、技術發明激勵機制；行業供給能力評估發布機制；需求變動趨勢分析預測機制；全要素生產率統計評估機制等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及其體制機制創新，既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價值追求，又具有宏觀經濟管理的可治理性，我們要跟蹤實踐，深化規律性認識，形成學理性支撐。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起的體制機制創新，將推動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

　　西方經濟學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大危機之前，只有微觀經濟學，實施凱恩斯主義后才有了宏觀經濟學，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管理是一個世界級的大難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有效地應對而且完全有條件應對這個大難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起的體制機制創新，必將有力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