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 賈康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2015年底進入中國官方最高決策層的話語體系后，一直是政界和學界的熱詞。中央領導明確提出的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針，體現了我國經濟工作思路和宏觀調控指導思想上的新思維。

　　廓清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

　　供給側改革不是貼標簽式地選擇新概念，而是實現一種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的轉軌創新；它不是否定需求側的意義與作用，和簡單套用美國里根總統執政時期供給學派的減稅為主的思路，而是借鑒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給管理的有益經驗，又側重于供給體系建設的一個系統工程；它不是所謂搞新計劃經濟，而是要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之下，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相結合，構造中國“守正出奇”的現代治理和實現從追趕到趕超的超常規發展。

　　所謂“守正”，就是要充分地認識、尊重、適應乃至敬畏市場規律。十八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要發揮決定性作用的認識突破。那么，政府更好發揮作用，充其量從全局來說是輔助性的，但并不能就此認為，有這樣一個“守正”之后，簡單地搬用其他市場經濟體的經驗以及我們過去已有的一些經驗，我們就可以一路實現現代化了。我們現在面臨的嚴峻挑戰和實際考驗，就是一定要以成功的創新來針對中國的特定國情約束、特定的矛盾問題、特定階段上的一個個難題，創新“出奇”地來繼續我們的超常規發展。我們認為，中央正是在深刻總結中外經濟理論與需求、供給管理實踐經驗得失的基礎上，在中國完成經濟、社會現代化轉軌升級的問題導向下，形成了關于著力推進供給側改革的明確要求。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是以改革為龍頭、以結構優化為關鍵，攻艱克難地解放生產力的一種長期行為。在中國，當下正步入“新常態”，“新”已明朗而“常”未實現，面對矛盾凸顯的挑戰、中等收入陷阱前車之鑒的潛在威脅，我們必須打造新的動力體系，以求對沖下行壓力，構建經濟社會發展的“升級版”。

　　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若干要點

　　從供給側的相關因素看，主要涉及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制度及管理這五大項要素。2011年中國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標志著我們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然而，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這幾年，新的問題卻是民工荒、用工貴、招工難，征地拆遷補償的綜合成本急劇抬高，環境資源約束日益明顯，且頻頻引發矛盾沖突，常規投資普遍出現邊際收益遞減。五大要素前三項，都出現支撐力明顯滑坡的問題。因此，為引領中國進入“新常態”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們必須更多地依靠后兩大要素的潛力釋放——以科技提供第一生產力和以制度改革帶來最大紅利。這也就是中央現在已經明確表述的提高全要素生產力的核心問題。針對突出的矛盾和問題，我們急需在改革中間解除供給抑制、削減供給約束，做到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更好的環境和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