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有資產管理辦公室主任　徐鵬程

　　【摘要】當前，在推進供給側改革、重構新型供需關系的背景下，發展文化產業對于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以及提升國家軟實力等將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國文化產業主要脫胎于文化體制改革，相對于其他領域，文化產業發展起步晚、基礎薄弱，加之其自身具有一些特殊性，造成目前文化產業投資來源較為單一，服務于文化產業的金融中介體系薄弱，配套法律法規政策仍不完善，文化產業與金融資本融合不足，融資困難情況較為突出，嚴重制約文化產業快速發展。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文化產業以其自身的優勢成為穩增長、調結構的重要力量，不僅是支柱產業，更是發展新動能、提高經濟增長效率的重要依托。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意義重大，事關“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發展目標能否完成，也是供給側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的關鍵一環。然而，我國的文化產業主要脫胎于文化體制改革，相對于其他領域，文化產業的發展起步晚、基礎薄弱，加上其自身具有一些特殊性，造成發展的嚴重制約，最突出的問題是與金融資本融合不足，出現了融資困難的情況，嚴重制約著產業的快速發展。

　　文化產業的投資來源仍較為單一

　　文化產業的投資主要來源于5個方面：財政投入、銀行貸款、社會融資、外資以及文化企業內源資金。從國外發展經驗看這幾個方面都很重要：美國主要通過國家藝術基金會、國家人文基金會和博物館學會對文化產業給予資助，公司、基金會和個人捐助也是重要來源之一，2007年其社會贊助一項就高達137．6億美元，是政府財政投入的數倍；澳大利亞文化產業的繁榮得益于商業贊助，政府通過立法，規定贊助者可免納相應數額的所得稅；印度通過優惠政策鼓勵國內私人企業和財團投資文化產業，許多有影響的媒體都是私人投資；韓國制定了“文化產業專門投資組合”，以社會資金為主、官民共同投資；英國對投資文化產業的企業實行“政府陪同資助”，企業第一次資助文化產業時政府就會按照1∶1的比例“陪同”。

　　我國文化產業的投資來源則較為單一，國有文化企業仍以財政投入為主，投資方式也很簡單，大多局限于財政補助方面，貼息、轉貸等方式很少運用。民營文化企業大都由旅游、房地產、廣告等其他關聯行業轉入，資金來源主要靠私人公司的原始積累，部分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投資來源雖然有多元化的趨向，但在資本市場上其直接或間接融資一般相對困難，利用外資和社會捐助更微不足道。

　　文化產業與金融機構之間缺乏有效聯動

　　2010年中宣部等九部委聯合出臺了《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為金融資本與文化產業融合提供了政策支持，但據中國銀行業協會發布的《2014年度中國銀行業社會責任報告》，當年文化產業共獲得貸款5328億元，總量僅占86．8萬億元貸款總余額的0．6％，占當年全部新增貸款9．78億元的5．4％。金融機構對文化產業不重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金融機構對文化產業的了解不夠，對接的主動性不強。我國文化產業不僅起步晚而且專業性強、相對獨立，大多數金融機構對傳統產業積累了豐富的數據，了解較為充分，而對文化企業則相對不熟悉，信息不對稱的情況更為嚴重，金融機構既不了解文化產品的屬性、特點和盈利規律，對風險也不好判斷，在金融趨利本性和避險本性的共同作用下，傳統金融機構更愿意把資金投向熟悉和能把握風險的行業，即使有政府出面牽線搭橋，它們對投入文化產業的積極性也不高。

　　二是傳統文化企業不擅長使用金融工具。國有文化企業多脫胎于事業單位，在原有體制下資金來源主要是財政撥款，對市場化經營還有待一個習慣的過程，當有資金需要時往往還習慣于向上伸手，希望主管部門撥款或協助解決，自身的能動性較差。民營文化企業除少數有實力外，大多屬于中小微企業，本來就容易被金融機構邊緣化，有資金方面的需求也只能靠自身積累去解決。

　　三是金融機構制定的貸款門檻較高。

　　金融機構強調資金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現有投資標準更適合那些擁有大量有形資產的企業，文化企業不同于一般企業，主要憑借人力資本和特有的商業模式搶占市場，普遍缺少土地、廠房、設備等資金占用較大的固定資產。同時，文化企業資產如何評估、盈利如何測算、資金使用周期如何確定等也與一般企業不同，但大多數金融機構在評估文化企業貸款時還套用普通企業的標準，強調抵押和質押，給普遍缺少有形資產的文化企業出了難題。

　　四是對文化產業方面的金融創新較為薄弱。金融創新在我國歷來是一個薄弱環節，對文化產業的金融創新更加薄弱，適用于文化企業的金融工具種類很少，除銀行貸款難以獲取，文化企業想在資本市場上獲得直接融資也很困難，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15年金融市場運行情況》，2015年共有132家文化類企業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了652只債券，累計融資5873．19億元，相對于當年21萬億元的總融資規模而言，僅占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