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相關(guān)論著參見王兆鵬、孫凱云《尋找經(jīng)典——唐詩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文學遺產(chǎn)》2008年第2期)以及王兆鵬等《唐詩排行榜》(中華書局2011年版)。

　　②《嘉興大藏經(jīng)》，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33冊，第771頁上—778頁上。

　　③《大藏新纂?yún)d續(xù)藏經(jīng)》(后文簡稱《續(xù)藏經(jīng)》)，河北省佛教協(xié)會2006年版，第79冊，第463頁上。

　　④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六七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8頁上。又，后文所引唐詩皆出此版本，不復一一出注。

　　⑤《大正藏》，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51冊，第417頁中。

　　⑥又，北宋佛國惟白編《建中靖國續(xù)燈錄》卷三載云門宗僧人雪竇重顯明覺禪師上堂時有僧問“如何是緣生義”時，僧人所引唐詩亦為“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續(xù)藏經(jīng)》，第78冊，第653頁下)。

　　⑦按，通行本王維詩集“市里”作“樹里”，“獵馬”作“獵騎”，但弘翰所引并非孤證，如《佩文韻府》卷二三“苑城”條下引摩詰詩即作“新豐市里行人度”。另，“獵馬”“獵騎”，其義一也。

　　⑧按，即便同一首詩，被禪林引用時也可分屬三種不同的語境，參見拙文《孟浩然〈春曉〉在禪林的傳播》，《古典文學知識》2014年第2期。

　　⑨相關(guān)研究綜述，參見鄧國軍《以禪喻詩，莫此親切——嚴羽“以禪喻詩”說論爭的回顧與再探索》，《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

　　⑩關(guān)于“以詩證禪”，周裕鍇《禪宗語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189頁)、郜林濤《禪宗公案以詩證禪芻議》(《晉陽學刊》2005年第3期)已有較好探討，但二人論述重心并非唐詩。另，高慎濤則同時檢討了“引詩證禪”和“以詩釋禪”(《唐宋間以詩入禪的三種形態(tài)》，《江漢論壇》2009年第4期)。

　　(11)如本文前面所舉覺浪道盛所說“花發(fā)知多少”，就是對孟浩然《春曉》“花落知多少”的反用。

　　(12)項楚《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83—784頁。

　　(13)周裕鍇《禪宗語言》，第364頁。

　　(14)王士禛著，夏閎校點《帶經(jīng)堂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83頁。

　　(15)參見陳允吉《王維〈輞川集〉之〈孟城坳〉佛理發(fā)微》《王維輞川〈華子岡〉詩與佛家“飛鳥喻”》《王維〈鹿砦〉詩與大乘中道觀》，《佛教與中國文學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310頁。

　　(16)參見拙文《李白釋家題材作品略論》，《文學遺產(chǎn)》2005年第2期。

　　(17)參見高慎濤《唐宋間以詩入禪的三種形態(tài)》，《江漢論壇》2009年第4期。

　　(18)麻天祥《中國禪宗思想發(fā)展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頁。

　　(19)關(guān)于這方面的分析，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319頁)、孫昌武《禪思與詩情》之《代序：禪的文學性質(zhì)》(中華書局1997年版)等已有較好的論述，可參看。

　　(20)有關(guān)這方面的最新研究，參見周裕鍇《“六根互用”與宋代文人的生活、審美及文學表現(xiàn)——兼論其對“通感”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

　　(21)施國祁注，麥朝樞校《元遺山詩集箋注》，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58頁。

　　(22)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91頁。

　　(23)關(guān)于文字禪的由來及含義，參見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2頁)、張惠遠《惠洪文字禪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29—66頁)等。

　　(24)《帶經(jīng)堂詩話》，第83頁。

　　(25)蕭麗華、吳靜宜《從不立文字到不離文字——唐代僧詩中的文字觀》，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第二卷，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342—354頁。

　　(26)蘇軾撰，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