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義滅親違背人性，而破壞誠信底線。親人在常態中彼此呵護；倫理和法律關系兩難中，彼此容隱，哪怕眾叛，也不親離。這都是人性的倫理層面。“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漢書》(卷8)《宣帝紀》)“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公羊傳·文公十五年》)，“父不可棄”(《左傳·昭公二十年》)。對人性的這一類側面，法律只有承認、尊重、保護，而面對常人及其行為能力，為常人立法，保護權利，設定義務，才有實效。“法律有關夫妻不得互相作證的規定，似乎就是對家庭完整性和例外性的最后的正式承認的情形之一。”[8]325如果違背人性、脫離現實、對公民拔高要求，甚至超現實超人性地硬框現實的人及其行為，強求親屬舉證、參與親自懲罰親人，則一方面，從根本上、社會結構中，從人性深處，破壞力圖維護的公共秩序；另一方面，強制人人須不利于親屬，從而須不利于自己。果若如此，則怎能成為法律!“妻子怎能告發她的丈夫呢?兒子怎能告發他的父親呢?為了要對一種罪惡的行為進行報復，法律竟規定出一種更為罪惡的行為。……這真是一項罪惡的法律。它為了保存風紀，反而破壞人性，而人性卻是風紀的泉源。”[9]176

　　大義滅親強人所難，而破壞誠信底線。其要求超出行為能力，常人做不到，會盡可能規避。司法實踐中，證人不愿出庭作證，甚至逃避作證的比較普遍，就是在抵制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親屬作證義務。高壓下，被迫犧牲親人親情，消解誠信，也勢必普遍違反，須大面積懲罰。但違者眾多，罰不勝罰。于是，或者，有關要求自我否定，淪為廢紙，毫無嚴肅性，更沒尊嚴。或者“加大力度”甚至嚴刑峻法，強制遵守，則管理成本奇高，而被壓垮；破壞倫理、破壞公共秩序、破壞誠信底線，這一類代價更難以估量，難以彌補。“驅之以法令者，法律積而民風哀。”(《漢書》(卷48)《賈誼傳》)此風所至，“矜偽不長，蓋虛不久”(《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運，就同一座直接橫斷河流的堤壩一樣，或者被立即沖垮和淹沒，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渦所侵蝕，并逐漸地潰滅”[7]30。此時要維護公共秩序、保障國家安寧，則沒基礎，亦不可能。

　　大義滅親雖會提高行政效率、司法效率，卻破壞倫理本體，破壞誠信底線，喪失合法性合理性，凸顯國家倫理責任：不能讓其成為法律命題，甚至不能成為政策規定，充其量只是行政上偶爾應急以解特殊危機的權宜之計或特殊要求，不能制度化。若陷入倫理和法律關系兩難，義無疑須堅決維護，但須始終圍繞常人，基于常態，以常人之制規制有關行為，盡可能解難達全。對有關危機，須靠建立健全危機管理體制及其預警機制、應急機制，而不能靠強求有關當事人“大義滅親”。即便有人自愿自決，無疑出于自由意志、崇高理想，是高尚行為，須肯定和保護，深層上卻因破壞倫理、危及誠信底線，仍須審慎對待。

　　三、對極中敦睦倫理護持誠信底線的國家倫理責任

　　親屬容隱敦睦倫理，護持誠信底線，合法性、合理性充足；大義滅親則反之。正視此對立，以公道的正式制度，激活親屬容隱；慎對大義滅親，至少不支持、不鼓勵。從而悉心敦睦倫理、護持誠信底線，這是國家倫理責任，發自中國傳統、滿足現實需要。

　　最晚從春秋始，往圣先賢就疑大義滅親、立親屬容隱[10]，并逐漸培育出倫理豁免等制度，以保倫理本體、倫理永恒，從容應對各種考驗，葆文明“恒于中國”(《穀梁傳·哀公十四年》)，千年一脈，獨一無二，內生傳統中式信仰。此進程中，周制禮作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使有恩以相洽，有義以相分，而國家之基定，爭奪之禍泯焉”[11]475，興盛700多年，并影響以后各主要朝代；秦等王朝強行大義滅親，“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慎子》逸文)，強大一時，卻迅速覆沒。其鮮明對比以寶貴經驗、沉重代價一再昭示，悉心敦睦倫理，攸關長治久安，攸關文明常青。百年來，否定從親屬容隱到倫理豁免等傳統，卻肯定大義滅親，于今尤烈。一沉一浮，形成破壞性合力，破壞倫理本體和彼此親情，或間接或直接破壞誠信底線，破壞公共秩序，釀出倫理危機、誠信危機。要克服誠信危機，就須悉心敦睦倫理、培元固本；要克服倫理危機，就須完善有利于此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清除不利于此的制度和做法。惟其如此，慎對親屬容隱、大義滅親及其對立，就從本體、源頭上護持誠信底線，進而敦睦倫理、保護倫理永恒，因革傳統中式信仰。國家于此有神圣的本體性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