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屬容隱正視上述交集及其兩難：上述交集中主體若不同，則各自履行其有關義務，承擔有關責任。可問題是，一定倫理義務、法律義務同時逼臨同一主體，須同時履行，但限于行為能力，不可能同時履行：若履行法律義務則勢必犧牲倫理義務、破壞倫理；反之亦然。而如果犧牲倫理義務、破壞倫理，則其代價將無法以經濟的或法律的尺度估量，更無法彌補。

　　親屬容隱求解該兩難：對該親屬究竟有無該舉證義務?若強求履行該舉證義務，則對一定倫理和法律關系利弊如何?若不履行則后果如何?包括追究一定違法犯罪行為對一定倫理、法律關系甚至公序良俗美德有何復雜影響?對這些復雜問題仔細考量、慎重權衡孰重孰輕、孰優孰劣、利弊得失，既查清法律事實，依法懲治加害人及其違法犯罪(同時敦睦其實體態倫理，這一點在法律意義上同等重要，在倫理意義上則更重要)，絕不默許更不助長犯罪；救濟和補償受害人權益，保護受害人及其實體態倫理，乃至整個倫理包括該親屬的實體態倫理，以盡可能減輕其因懲治加害人而受的不利影響，維護法律關系，保護法益，維護公共秩序；對該親屬豁免舉證義務，保證其行使特殊優先權，悉心敦睦倫理，盡可能少損害甚至不損害倫理。其關鍵是，依法追究違法犯罪的同時，對該親屬，消極地，以正式制度豁免舉證義務，不再有責任或服從義務，不舉證甚至拒證沒違法犯罪，不受法律懲戒；被豁免的舉證義務責成公權力和有關知情人履行，以保證追究有關違法犯罪，從根本上維護法律關系，保證司法效率。積極地，有特殊優先權，全身心保護親人、悉心敦睦倫理，包括保護涉嫌違法犯罪的親屬。

　　親屬容隱解難達全：會通并顧全倫理和法律關系乃至公序良俗美德，保證該親屬行使敦睦倫理的特殊優先權，使法律關系及其權利義務向倫理及其權利義務讓步。于是，既因敦睦倫理而從本根維護法律關系，又在此前提下具體維護法律關系，合法更合情合理地解決倫理和法律關系兩難和有關兩難，從而顧全倫理和法律關系及有關社會關系，防止犧牲倫理而維護法律關系，或強行維護法律關系卻破壞倫理，或簡單化地犧牲法律關系而敦睦倫理這一類極端傾向；顧全有關當事人及其私權利、國家及其公權力、違法犯罪嫌疑人和該親屬及其私權利、公眾及其公權利等有關各方。

　　親屬容隱悉心敦睦倫理，從而護持誠信底線。誠信底線植根于倫理本體，源于天倫，存在于倫理生態、誠信生態，須有關必要條件甚至充分條件。該條件的滿足須公道制度本乎倫理、出于人性、順乎人之常情、保障人權。這是法律的重要使命。親屬容隱在中國歷史上就以正式制度始于敦睦天倫，從本根、源頭護持誠信；擴及從人倫中敦睦夫妻、朋友這一類親密型人倫，制度化為法律規定，護持誠信，千年一脈。其中，發生中、本體上，敦睦天倫更本真、更本根。正如往圣先賢早就洞悉的，“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論語·泰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撫恤孤而民不倍”(《大學》章十)，“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

　　親屬容隱雖增大司法成本，卻悉心敦睦倫理，護持誠信底線，保長治久安，葆文明可久而可大，而利大于弊，須維護和重建。其中有國家倫理責任：健全和完善有關正式制度，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制度，如回避制度、容隱制度、拒證權制度等，以保障人們在常態中，行使言論自由、行為自由，悉心敦睦倫理，避開倫理和法律關系兩難，從而內生誠信底線；兩難中，行使特殊優先權，以敦睦倫理，以特殊方式從本根維護法律關系，輔之以有關各方同時維護法律關系，從而解決兩難，達到兩全甚至多全，護持誠信底線。

　　二、大義滅親反襯國家倫理責任

　　任何違法犯罪固須懲罰。若在倫理中，懲罰者若是親人，則彼此舉證更遑論攻訐出賣，不論被迫還是自愿，即便舉證屬實、懲罰公道，都自我背叛甚至毀滅其婚姻、家庭、友誼，直接傷害一定實體態倫理，深層危及滲透態倫理乃至社會倫理，激化倫理和法律關系乃至社會秩序的兩難，破壞誠信底線。若因拒證、保護違法犯罪的親友而受罰，則加倍破壞一定實體態倫理及其至親真情。凡此都或從源頭破壞誠信，或直接擊穿誠信底線，無論從倫理及其道德、法律關系及其法律、習俗、宗教上，其惡果比一般案件中因容隱而放過的犯罪更嚴重。惟其如此，“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尚書·康誥》)：敦睦倫理尤其天倫，就有誠信底線，個人就從倫理中護持誠信，甚至一般性守法；破壞倫理本身就是大罪重罪，個人輕則為維護倫理而“違法犯罪”，重則陷入更大罪惡。

　　大義滅親破壞倫理，而對誠信底線或從本體和源頭破壞，或直接破壞。其一，天倫中，彼此舉證，就從本體、源頭破壞誠信底線，釀出誠信危機。孔子反對葉公主張的證父攘羊則直，實因那是破壞天倫，從源、從本破壞誠信底線；而誠信作為治國要件，“信則民任”(《論語·堯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不容破壞。其二，人倫中，尤其夫妻、朋友這一類親密型人倫中，若彼此舉證，則直接破壞誠信底線，釀成誠信危機，破壞正常社會關系。其三，有人被強迫、被利誘，為私欲甚至罪惡目的出賣親人，破壞誠信底線，違法犯罪。無論天倫、人倫中，言論自由，保障人們出于人性、本著良心，坦陳真實意思并自主擔責，才有誠信底線。然而大義滅親強制下，有人竟違背人性、昧著良心而投機、謀利(經濟利益、加官晉爵或某種“榮譽”)，助長虛偽、冷漠、殘忍，甚至“忘親遺義”(《后漢書》(卷42)《光武十王列傳》)，“以直傷義”(《左傳·昭公十四年》)，而無異于“倡導背叛……不是在預防犯罪，相反，倒是在增加犯罪”[7]63，或蠶食或鯨吞倫理本體、誠信底線——對至親都沒誠信甚至出賣，會對誰有誠信而不出賣?甚至有人作惡，“殺親益榮”(《左傳·昭公十四年》)、賣友求榮，迫害無辜，為虎作倀，淪為工具、打手，“滅親害義”②。其四，擊穿罪犯對其親屬、司法機關甚至全社會的特殊的誠信底線。那是改造罪犯的特殊的積極力量。罪犯如認為竟被至親出賣甚至背叛，則其誠信底線、心理底線都被擊穿，陷入絕望，改造減效，甚至鋌而走險，重新犯罪甚至惡性犯罪。簡言之，“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孝經·五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