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耀宏

　　干部教育工作是黨的建設偉大工程中的一項基礎性、全局性、戰略性工作。在延安時期，我們黨著眼于“改善工作”、“建設大黨”和克服“本領恐慌”的需要，大力開展干部教育工作，造就了一支德才兼備、堪當重任的高素質干部隊伍。

　　1937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為陜北公學題詞中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著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積極的，與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有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進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地解決。”

　　確保干部學習教育的經常性與有序化

　　在革命任務異常艱巨、客觀條件極其困難的歲月里，我們黨以強大的政治氣魄，花費巨大精力，既深入開展干部在職教育，又創辦大量干部學校，形成干部教育整體推進的格局，使延安成為名副其實的窯洞大學，成為培養和造就德才兼備的高素質干部隊伍的大熔爐。

　　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向全黨發出“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地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得更多一點，更好一點”的號召，隨即在職干部教育迅速興起。為了加強組織領導，把干部在職教育引向深入，中央專門成立干部教育部，建立在職干部平均每天學習兩小時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與經常性。對干部類別、教育方針、課程設置、學習方法、經費保障等問題作出明確指示，同時決定每年的5月5日（馬克思生日）為學習節。還在機關學校部隊普遍組成各類學習小組，并以各類學習小組為載體，使在職干部教育有序開展。

　　與此同時，我們黨把辦好干部學校作為事關全局的大事來抓，先后頒布《中共中央關于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關于辦理黨校的指示》等，明確各學校的定位和辦學要求。當時我們黨恢復了中央黨校，在延安及其周邊地區，創辦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馬列學院、魯迅藝術學院、延安自然科學院、行政學院等干部學校。按照黨中央大辦干部學校的部署，陜甘寧邊區和黨領導下的各抗日根據地也普遍創辦干部學校，加大了干部的教育培訓力度。據統計，僅在延安及其周圍地區創辦的干部院校就達三十多所，為我們黨培養了數十萬名治黨、治政、治軍優秀人才。可以說“延安處處有學校、延安遍地有歌聲”，“吃小米飯、攻理論山”，就是當年我們黨大規模教育培訓干部歷史畫卷的生動寫照。

　　理論武裝與能力提升有機融合

　　為了提高干部思想素質和增強工作能力，延安時期針對干部職級和類別特別是文化層次，規定不同的學習內容。中共中央在《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中，把在職干部分為有相當文化理論水準的老干部、文化理論水準都較低的老干部、有相當文化水準的新干部、工農出身的新干部四類。

　　針對不同類型的干部，規定不同的學習內容和課程。在教學內容上，非常注重干部的業務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論教育的內容配置和有機結合。強調一切在職干部都須給以政治教育。其范圍，包括時事教育和一般政策教育兩項。開展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專門業務局部情況與局部政策之外，還能通曉一般情況與一般政策，擴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激狹隘不懂大局的弊病，堅決摒棄好談一般政治而忽視專門業務或僅局限于專門業務而忽視一般政治的傾向。對于文化程度太低的干部，除業務教育與政治教育外，著重開展文化教育，反對輕視文化教育的錯誤觀點。而對于高中級干部則強調于業務學習之外均須學習理論。

　　在方法上，堅持個人自學和集體研討相結合，以個人自學為主。在個人自學基礎上，開展深入的研討活動，注重培養干部獨立思考能力和學習習慣。堅持廢除注入式教學，倡導啟發式教學。堅持廢除空洞說教式教學，倡導實驗式教學。強調“教、學、做”合一，主張使干部從處理事物的過程中，獲得分析、比較和綜合等經驗，增強學以致用能力。堅持聘請中央領導和各根據地來的負責人給干部授課或解答干部學習中提出的疑難問題。如毛澤東1937年就曾給抗大學員講授《辯證唯物論》，每星期上午講2次，歷時3個月，授課110多個小時。由于既緊跟時代又符合實際，既突出了干部教育的主業又增強了干部教育的精準度和實效性，使得延安時期的干部教育呈現出高潮迭起、不斷深入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