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雙中高”的必然要求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被確定為我國“十三五”時期的發展主線，體現了鮮明的問題意識和目標導向，現實針對性和實踐指導性很強，是保持“雙中高”即經濟中高速增長、推動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的必然要求和行動指南。

　　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力、資本、資源等要素活力的釋放，使我國經濟實現了持續快速發展。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國內國際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國內看，我國正處于“三期疊加”時期，面臨產能過剩、供需錯配等突出問題，加之投資回報率下降、資源環境約束加劇、人口老齡化加快等不利因素，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從國際看，全球外貿低迷造成出口下滑，我國制造業面臨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加速追趕的兩面夾擊，低成本優勢減弱，制造業創新能力不強。在新形勢下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必須通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新的增長動力，實現新舊動能接續轉換。

　　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的主動選擇。我國雖然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的規模都在國際上名列前茅，但大而不強的特征仍十分明顯：我國產業長期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國際競爭力和話語權有待提升，核心競爭力還不強。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我國產業要邁向中高端，迫切需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消除過剩產能以促進生產要素流動，實現傳統動能更新和經濟轉型升級。同時，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消除發展新行業、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的體制機制障礙，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

　　解決當前突出問題的關鍵環節。我國經濟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沒有跟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帶來大量需求外溢，消費能力嚴重外流。近些年，我國居民境外消費或國內“海淘”形式的跨境購買金額迅猛增長。海外購買力旺盛，說明國內需求空間巨大。拉回海外消費，需要國內產品來一場“品質革命”，跟上消費升級步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生產端入手，破除體制障礙，降低企業成本，推動適應新需求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

　　完善宏觀調控的重要舉措。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是調控宏觀經濟的兩種基本手段，前者主要解決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后者側重熨平短期的經濟波動。宏觀調控既需要需求管理，又需要供給管理；既需要總量調控，又需要結構調控；既需要短期調控，又需要中長期改革。如果市場充分有效，需求刺激也能推動結構優化。但市場并不總是有效的，需求政策的經濟拉動作用有時并不明顯，還可能加劇結構矛盾，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可以彌補這一缺陷。

　　通過綜合創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其核心要義是通過市場取向的綜合創新，促使政府管理更科學、市場更有效、企業更有活力，從而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促進行業出清和盈利狀況改善，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下一步推進工作，要堅決按照中央要求，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主攻方向和本質屬性，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為提高質量激發內生動力、營造外部環境。

　　通過簡政放權等改革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簡政放權改革取得顯著成績，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某種程度上的越位、缺位和錯位問題依然存在。以投資領域為例，當前束縛企業活力的最大障礙依然是投資審批時間長、程序多。在一些地方、一些領域，行政審批形成了“行政部門設權、事業單位評估、行業協會認證、關聯企業收費”的“審批套娃”，制約著企業投資經營。這些行政審批權力又通過法律、條例、辦法、細則等形成了“法規套娃”，固化了部門利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亟須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厘清市場與政府的邊界，加快拆解兩種“套娃”，進一步減少不必要的審批許可，改進政府管理方式，提高監管和服務水平。

　　通過要素價格等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市場價格反映供求關系，價格信號引導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我國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逐步增強，但仍有一些價格信號不明確，甚至是紊亂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著力清除市場壁壘，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進一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推進水、電等領域價格改革；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土地租賃、轉讓、抵押二級市場；加強產權保護，發展技術市場，使創新成為驅動發展的第一動力。

　　通過深化改革使國有企業做到生產能多能少、員工能進能出、企業能生能死。當前，供給過剩的領域主要是傳統重化工業，生產要素流動難、“僵尸企業”多等問題在一些國有企業比較突出。一些國有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自己不能決定；越是經濟困難的地方，人們越往國有企業里擠，企業減員困難；企業破產涉及人員和債務，沒有錢解決不了問題，難以順利破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研究新形勢下如何推動富余人員的分離和再就業、不良債權的重組，以及“僵尸企業”的破產重整或清算，進而激發國有企業的生機活力。

　　通過創新驅動加快新舊動能轉換。當前，創新能力不強、體制機制僵化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要害問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15年全球創新指數”顯示，我國內地的創新排名是第二十九位；世界銀行發布的2015年全球營商便利指數中，我國內地的排名是第八十四位。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束縛企業活力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突出。從國際經驗看，每次科技和產業革命都會帶來生產力大幅提升；供給側一旦出現革命性創新，市場需求就會排浪式增長。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增強企業供給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將經濟發展切換到依靠內生性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和有效需求驅動的軌道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