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的相互僭越

　　從思維程序的過程環節來看，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本身是人類理性認識過程中的兩個前后相繼的階段。盡管說理論思維的內部非價值性是對工程思維內部價值性的支持和成全(即科學理論有助于指導具體實踐)，但只有將理論思維上升到具體的工程思維才能實現這種“成全”。企圖用理論思維直接服務于具體實踐，往往容易幫倒忙，要么是無法形成整體性的實踐方案，要么是由于理論模式與實踐條件的無法契合而存在水土不服。一方面，純粹的理論思維會僭越具體的工程設計。以柏拉圖的“理想國”為例，“用理論思維只能設計出理念的國家，而理念的國家不具有工程的可實施性。”[1](P11)這種不具有實踐性的理論思維，不能直接提供具體的人所需要的“人工物品”。因為追求理念的統一性而刻意求得一種烏托邦性質的理想狀態，反而容易招致“雙面工程”的尷尬——“用理論思維設計的工程要么不可實施要么一實施就變態”。[1](P13)另一方面，以庸俗的實用主義工程思維來研究理論同樣會導致理論本身的扭曲。如果因為看到理論思維對工程設計的僭越，進而認為理論只有按照工程設計的需要來構造才有“用”，那么，這種庸俗的實用主義理論觀念則引發了思維方式的另一種僭越：以工程思維取代理論思維直接來構造理論體系。這種因為具有問題意識而一味地以工程設計的特殊性來構造理論，“雖然可以滿足主體的某種主觀嗜好，但對工程的實施卻有百害而無一利”，[1](P14)這也使得以理論思維為主的理論研究喪失了“一以貫之的品格”，以致出現“出爾反爾”的家常便飯，而工程設計卻要求不能有虛假瑕疵。可以說，單純地“以工程思維研究理論，是造成假冒偽劣理論的思想根源”。[1](P14)

　　(三)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的合理劃界和自覺

　　理論思維固然重要，然而，在探索社會發展理論時，我們必須對不同思維方式可能發生的相互僭越趨向保持應有的警覺，并通過對兩種思維的邊界自覺來探索二者之間如何實現有機“過渡”的機制和輔助條件。人們在針對科學理論的徹底性向實踐轉變之過程要素的分析中，往往拘泥于理論建構與實踐模式兩個極端。具體來說，要么是以科學理論直接指導實踐，由于忽視實踐的前提和條件而導致實踐中的諸多弊端和偏差，故而直接質疑理論本身的科學性；要么是以單一的實踐模式來檢驗科學真理，進而否認其他體現普遍真理的實踐模式(地方性知識)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這種執于兩端的思維模式，不僅會引發理論對實踐的僭越，而且也會形成以實踐個案“綁架”普遍真理的庸俗檢驗觀。就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而言，一方面，理論模式的科學性可以通過多種不同的實踐模式來檢驗和確證，而不必拘泥于某一既定范型而遮蔽了科學理論本身的開放性和實踐邏輯的多樣性；另一方面，以工程思維進行具體實踐所形成的地方性知識，反過來也可以作為科學理論時代化出場的個案要素。換言之，科學社會主義的真理性是普遍的、客觀的，而運用科學社會主義原理指導某一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則是具體的、有條件的。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某一實踐模式的失敗或弊病，僅僅是表明：由發展社會主義的工程思維所主導的某一實踐模式存在問題或瑕疵，我們不能直接或簡單地以此否認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真理性。通過對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的合理劃界和實踐自覺，有助于把握真理的客觀性、絕對性和相對性。

　　于此而言，俄國十月革命后所建立的社會主義是確證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形態之一，而關于“蘇聯模式”在后期實踐和改革中的失敗，并不意味著整個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終結。中國在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開始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價值自覺和實踐自覺的中國個案，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與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既不能以“中國個案”去證明“蘇聯模式”的某些錯誤，也沒有必要拿“蘇聯模式”的某些弊端來佐證“中國個案”的成功。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時代出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