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其他研究

　　國內學術界除了比較集中地研究了上述關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基本問題之外，還探討了其他問題。

　　關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形成過程。施芝鴻認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形成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黨的十六大提出“一個全面”到黨的十八大提出“兩個全面”；第二個階段，從黨的十八大提出“兩個全面”到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第三個全面”的提出；第三個階段，從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三個全面”的提出到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的講話中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并提。(54)曲青山則根據新聞媒體的相關報道以及已公布的黨的文獻資料，指出黨的十八大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形成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都是直接來源于黨的十八大，而全面從嚴治黨則間接來源于黨的十八大。(55)

　　關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蘊含的方法論。王遐見認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所蘊含的科學方法論有：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多樣性統一觀，注重一元主導性與發展多樣性的統一；運用戰略思維，注重戰略統領性和戰術靈活性的統一；運用辯證思維，注重過程漸進性與目標趨善性的統一；運用系統思維和創新思維，注重協同推進性與特色創新性的統一；運用法治思維，注重治國法制性與治黨自覺性的統一；運用歷史思維和底線思維，注重歷史進步性與價值主體性的統一。這些寓意深刻的科學方法論，集中體現了時代精神的精華，應當成為統領我們各項工作的指針。(56)

　　關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鮮明特點。劉昀獻認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鮮明特點是問題意識、為民情懷和系統思維。首先，“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直面了黨和國家面臨的突出問題：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的問題，改革的深層次矛盾特別是利益固化問題，治理方式不相適應和法治不彰的問題，黨面臨的考驗、危險和腐敗問題；其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積極回應了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描繪了人民幸福的近期愿景，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了實現人民幸福的體制障礙，全面依法治國夯實了人民幸福的法治基礎，全面從嚴治黨為實現人民幸福提供了政治保障；最后，“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支撐，每一個全面都是一個獨立系統，聚合起來成為一個為民族復興奠基的系統工程。(57)

　　關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何金定認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不僅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棋局，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總坐標。具體來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確立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工作方位，全面深化改革打開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新空間，全面依法治國夯實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法治保障，全面從嚴治黨鍛造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火車頭”。(58)吳潛濤、張新橋認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義和價值，體現和滲透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思想保障。(59)

　　關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民生導向。韓喜平、鞏瑞波認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思想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具有鮮明的民生指向和民生邏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在中國的最新實踐運用，體現了鮮明的哲學思維和方法論意義，為解決錯綜復雜的民生問題提供了方法論指導。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能夠破解民生難題，有利于推動民生問題的解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要使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全面深化改革要以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依法治國體現在民生領域就是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民生權利，全面從嚴治黨為改善民生提供根本保障。(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