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遺民思想在小說作品中同樣有著充分的體現(xiàn)。清代《女仙外史》作者呂熊曾明確提出此書的取名原因，劉廷璣《江西廉使劉廷璣在園品題》對此有所記載：

　　歲辛巳(按：康熙四十年)，余之任江西學(xué)使，八月望夜，維舟龍游，而逸田叟(按：呂熊號逸田)從玉山來請見。杯酒道故，因問叟：“向者何為？”叟對以將作《女仙外史》。余叩其大旨，日：“嘗讀《明史》，至遜國靖難之際，不禁泫然流涕，故夫忠臣義士與孝子烈媛，湮滅無聞?wù)撸妓员碚弥浼樾芭涯嬲撸妓憎砹P之，以自釋其胸懷之哽噎。”(68)

　　呂熊，蘇州府昆山縣人，出生于明末。呂熊的父親呂天裕是一個頗具民族氣節(jié)的愛國志士：“以國變故，命熊業(yè)醫(yī)，毋就試。”(69)父輩的熏陶以及目睹清兵在江南的種種暴行，使呂熊堅定了反清復(fù)明的信念，他有感于明代“忠臣義士與孝子烈媛”事跡湮滅無聞，希望通過創(chuàng)作《女仙外史》以“褒顯忠節(jié)，誅殛叛佞”，(70)補充《明史》記載之不足，并由此抒發(fā)個人情懷。他在此書第十九回《女元帥起義勤王眾義士齊心殺賊》肯定唐賽兒率義兵勤王的行為，在清初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下，這種描寫就被賦予了特殊的時代內(nèi)涵。《女仙外史》第一百回《忠臣義士萬古流芳烈媛貞姑千秋表節(jié)》，陳奕禧回評曾對小說的創(chuàng)作主旨予以揭示：“(呂熊)作《外史》者，自貶其才以為小說，自卑其名曰‘外史’，而隱寓其大旨焉。”(71)可見呂熊創(chuàng)作《女仙外史》的“大旨”在其小說命名中就得到集中體現(xiàn)。

　　正因為如此，在清代道光二十四年(1844)、同治七年(1868)數(shù)次查禁《女仙外史》，清人周召《雙橋隨筆》卷二指出：“文人之筆，有離經(jīng)畔(按：同“叛”)道而啟人以誕妄邪淫之習(xí)者，如《女仙》《劍俠》《述異》《搜神》《靈鬼》《暌車》《北里》《平康》《比紅兒》《小名錄》之類是也。”(72)《女仙外史》雖然是被列為“淫詞小說”而禁毀，實際上禁毀此書的深層原因則是它所隱含的反清復(fù)明思想。

　　清初陳忱托名“古宋遺民”創(chuàng)作《水滸后傳》，卷首有署名“雁宕山樵”作于萬歷戊申(1608)的序言，小說中還印有“元人遺本”字樣，貌似元明時期所作，實際上這些都是作者為躲避清初統(tǒng)治集團的打擊、迫害而作的“偽裝”，清代俞樾根據(jù)沈登瀛《南潯備志》考定為陳忱于清初所作，寄寓遺民思想。雁宕山樵在《水滸后傳》卷首序言中抒發(fā)出作者的遺民心態(tài)：“嗟乎！我知古宋遺民之心矣。窮愁潦倒，滿腹牢騷，胸中塊磊，無酒可澆，故借此殘局而著成之也。然肝腸如雪，意氣如云，秉志忠貞，不甘阿附，傲慢寓謙和，隱諷兼規(guī)正，名言成串，觸處為奇，又非□(按：原字模糊)然如許伯哭世、劉四罵人而已。”(73)清初一些小說借宋金沖突表達反清復(fù)明思想，例如錢彩的《說岳全傳》歌頌?zāi)纤螌㈩I(lǐng)岳飛抵抗金兵入侵的愛國行為，鞭撻、丑化金人，倡導(dǎo)民族氣節(jié)，“內(nèi)有指斥金人語，且詞內(nèi)多涉荒誕”。(74)作為與遼金一樣的少數(shù)民族，滿清統(tǒng)治者很害怕《說岳全傳》這類的小說戲曲作品，因此對此加以禁止。乾隆皇帝于四十五年(1780)十一月禁毀戲曲時指出：“至南宋與金朝關(guān)涉詞曲，外間劇本往往有扮演過當以致失實者，流傳久遠，無識之徒或至轉(zhuǎn)以劇本為真，殊有關(guān)系，亦當一體飭查。”(75)這則材料也從側(cè)面表明清初借宋金沖突表達遺民思想的戲曲小說作品是普遍存在的。

　　以小說命名自寓個人的人生經(jīng)歷、生活境遇，表達自己對社會、現(xiàn)實的看法，這類作品在明清時期較為常見。《草木子》是明初葉子奇撰寫的一部文言小說集，涉及的內(nèi)容很廣。葉子奇為當時浙西有名的學(xué)者，洪武年間曾擔任岳州巴陵縣(今湖南岳陽市)主簿，后因事牽連無辜下獄，在獄中撰《草木子》一書。葉子奇見聞甚廣，知識淵博，他在《〈草木子〉自序》中交代為自己的著作取名為“草木子”的原因：入獄以后，擔心身遭不測，“與草木同腐”，所以取名“草木子”。(76)據(jù)《草木子》一書正德刻本序，葉子奇別號“草木子”，(77)因此此書命名也是按作者字號命名。取名“草木子”，與左丘明《國語》、司馬遷《史記》一樣，實為感慨而作，感慨個人的命運如草木一樣微不足道、生命短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