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水滸傳》《金瓶梅》以外，還有很多小說命名宣揚儒家倫理道德觀念。例如，《醒世恒言》第三十卷《李汧公窮邸遇俠客》，房德忘恩負義，要謀害曾經救他一命的李勉，得到家人路信相救，“路信”一名自有寓意；明代陸人龍著《型世言》第九回《淫婦背夫遭誅俠士蒙恩得宥》，作者為仿效唐代馮燕義行的男子取名為“耿埴”，寓意“耿直”；(48)明代梅鼎祚撰《青泥蓮花記》，以“青泥蓮花”之名比喻歷代娼妓之中也有節行；(49)清代小說《世無匹》中，干白虹行俠仗義，學憨主人《世無匹題辭》云：“請觀其命名曰《世無匹》，標其人干白虹，彼所寄托，已約略可睹矣。”(50)學憨主人分析《世無匹》書名以及人名“干白虹”的寓意，正是作者寄托之所在。作家借這些小說命名歌頌誠信、節義，“有裨于世道人心”。相反，小說作者對那些負心、負義的行徑予以鞭撻，比較典型的是明代文言小說《中山狼傳》。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十五云：“李空同與韓貫道草疏，極為切直。劉瑾切齒，必欲置之于死。賴康滸西營救而脫。后滸西得罪，空同議論稍過嚴刻，馬中錫作《中山狼傳》以詆之。”(51)中山狼的典故出自春秋時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一事，比喻恩將仇報、忘恩負義之人。康海(西安府武功縣人，即今陜西武功縣武功鎮滸西莊人)對李夢陽(號空同)有救命之恩，而李夢陽負之，故有《中山狼傳》之作。明代康海、汪廷訥、陳與郊都創作同名雜劇，這一題材在當時影響很大，到《紅樓夢》中也將賈迎春的丈夫、忘恩負義的小人孫紹祖稱為“中山狼”，其寓意均在于鞭撻負心、負義的行徑。

　　借助小說命名宣揚“情”與“禮”的結合，強調社會教化，也是明清小說命名的寓意內涵之一。明末馮夢龍提出著名的“情教”觀，他在署名“詹詹外史”所作的《〈情史〉敘》中指出：“《六經》皆以情教也。”(52)在署名“龍子猶”所作的《〈情史〉敘》中又說：“我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53)馮夢龍所說的“情”不僅指男女之情，而且指人間的各種情感；他提出“情教”，既提倡真情，又主張不逾越儒家倫理道德規范。在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命名中也顯示出這種命名趨勢，清代名教中人編《好逑傳》，書名取《詩經·周南·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意，寓示才子鐵中玉與佳人水冰心相愛而合乎禮教的行為。清代號稱宣化里維風老人《〈好逑傳〉敘》分析“好逑”之意，認為所謂“好逑”，意謂“盡人倫之樂而無愧者也”，愛倫常重于愛美色，重廉恥道德超過重婚姻，(54)將禮教置于情感之上，做到“情”與“禮”的結合。清初才子佳人小說《醒風流》《飛花艷想》命名表達同樣的寓意。隺市道人撰《〈醒風流〉序》稱：“是編也，當作正心論讀。世之逞風流者，觀此必惕然警醒，歸于老成，其功不小。”(55)清初劉璋《飛花艷想序》主張將男女風情與忠孝節義相結合，認為“花飛矣，想艷矣，亦花艷矣，想飛矣，偏于忠孝節義之談，而心及飲食男女之事”，希望這部小說“令人讀之猶見河洲窈窕之遺風。則是書一出，謂之閱稗官野史也可，即謂之讀四書五經也亦可”。(56)

　　明清很多小說命名體現宣揚教化之寓意，如明代吳還初《新刻郭青螺六省聽訟錄新民公案》，此書卷首《新民錄引》云：“將以明者新之民，而以新者效之君。”教化百姓以效忠君王。“新民公案”一名取義于《周書·康誥》，意即地方官審理案件應以教化為重。(57)清褚人獲撰《堅瓠集》，毛際可《堅瓠四集序》云：“稼軒褚先生以《堅瓠》名其書，且不敢自比于莊叟五石之瓠，以示其無用。然人徒知有用之為用，而不知無用之為用。……大旨主子維風教、示勸懲，博物洽聞，闡幽探頤，下逮閭巷歌謠、閨閣懷思之細，無不取之秘笈，先后問世。”(58)清代俞萬春創作《蕩寇志》，作者仇視以宋江為首的108將，杜撰出宋江等被張叔夜剿滅的故事，消除《水滸傳》帶來的影響，其命名“蕩寇”寓意正在于此。清代東籬山人咸豐七年作《重刻蕩寇志敘》云：“余見其原刊大板，逐卷詳恭，覺雖小說，實有關世道人心。志曰《蕩寇》，誠非虛語。顧特恐傳之難遍也，爰校其舛訛，重付剞劂，宛成袖珍，俾行者易納巾箱，居亦便于檢閱，流傳遍覽，咸知忠義非可偽托，盜賊斷無善終，即誤入歧途者，亦凜然思，翻然悔，轉邪就正，熙熙然共享太平之樂也，豈不休哉！”(59)另外，《三俠五義》中包拯命名寓意救國救民，清代石玉昆述《三俠五義》第三回《金龍寺英雄初救難隱逸村狐貍三報恩》云：“且說當下開館，節文已畢，寧老先生人了師位……遂乃給包公起了官印一個‘拯’字，取意將來可拯民于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與‘正’，豈不是‘政’字嗎？言其將來理國政，必為治世良臣之意。”(60)九尾龜是傳說中的神龜，晚清張春帆以此為名創作小說《九尾龜》，宣揚戒風月之主旨，故在小說第十五回《曲辮子坐轎出風頭紅倌人有心敲竹杠》中聲稱“在下這前半部小說，原名叫作《嫖界醒世小說》，不過把《九尾龜》做個提頭”，(61)意在借助小說宣揚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