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小說寓意呈現復雜多樣的狀況，除以上我們重點論述的四種類型以外，還體現了其他各種各樣的寓意內涵。例如，明代文言小說選集《文苑楂橘》中“楂橘”一詞出自《莊子·天運》：“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92)明代吳敬所《國色天香》如此取名，“蓋珍之也”。(93)甚至在同一部小說作品中蘊藏多種寓意，《金瓶梅》《紅樓夢》等小說名著尤其如此。綜而言之，筆者認為，明清小說寓意法命名主要體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一)明清小說寓意法命名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這里我們分明末、清初及晚清三個歷史階段作簡要論述。先看明末，奸臣當道，黨爭激烈，以魏忠賢為代表的閹黨勾結官僚為所欲為，顧憲成、高攀龍等東林黨人以及后起的復社與之展開生死斗爭。在對外關系上，滿清、倭寇等對朱明江山構成極大威脅。在這種特定的歷史形勢下，實學思潮十分興盛，提倡經世致用、崇實黜虛。這在明清小說寓意法命名中有著集中體現。明末時事小說命名較為普遍體現出歌頌忠臣、貶斥奸佞的創作意圖，這些作品將“斥奸”“忠”“烈”“警世”等詞融入小說書名，如《魏忠賢小說斥奸書》《遼海丹忠錄》《皇明中興圣烈傳》《警世陰陽夢》等。明末話本小說的命名也明顯體現出很強的勸懲意味和現實精神，筆者以“三言”和《型世言》的命名為例試加說明。“三言”原名《古今小說》，共120種，后來改名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衍慶堂刊印《喻世明言》的識語聲稱：“題曰《喻世明言》，取其明白顯易，可以開□(按：原字缺)人心，相勸于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94)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也指出：“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恒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95)勸戒色彩更為突出。“三言”的命名形式以及其中寓含的創作觀念對話本小說的命名產生較大影響，例如，《型世言》卷一第一回《烈士不背君貞女不辱父》回末評稱，小說塑造諸多忠臣、義士、烈士等形象，“以為世型”，(96)作為世人的道德楷模。三言二拍的選本《今古奇觀》一名《喻世明言二刻》，《石點頭》又名《醒世第二奇書》，明末以后的小說創作如《二刻醒世恒言》《警世奇觀》《警世選言》《醒夢駢言》等的命名均不免沾染“三言”命名的影響。

　　其次，清初小說命名至少體現兩種趨勢。一方面，遺民思想得到集中體現，張岱《陶庵夢憶》、呂熊《女仙外史》等創作于清初的小說均傳達鮮明的遺民思想，或表達亡國之痛，或對明朝忠臣、義士予以歌頌，對投降于清朝的降將、降臣進行鞭撻，或宣傳反清復明思想。不過由于清代實行文字高壓政策，所以不少明遺民不敢直接抒發情懷，而是含蓄、間接地隱藏于小說命名之中，清初陳忱《水滸后傳》托名“古宋遺民”“元人遺本”即為典型例證。另一方面，從表面上看，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說作者們仿佛置身于社會大變革之外，一味描摹歌舞升平景象，著力描寫男女戀情，甚至以較多筆墨表現艷情，與社會現實之間產生嚴重悖離傾向，實際上，清初才子佳人小說可以說是一些文人借此逃避現實、自我陶醉。他們在小說命名上重視“情”與“禮”的結合，如《好逑傳》《醒風流》《飛花艷想》等。

　　最后，晚清時期，小說寓意法命名之中，現實性愈益突出，其寓意更為直接，例如，李伯元的《活地獄》，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中黃克強、李去病，碧荷館主人《新紀元》中黃之盛，《獅子吼》中文明種、狄必攘，《黃繡球》中的黃繡球，吳趼人《痛史》，痛哭生的《仇史》等，充滿著濃郁的排滿意識和振興中華、宣揚革命的思想。晚清小說《仇史》命名借明末之事敷衍成篇，反映排外思想。劉鶚《老殘游記》中主人公老殘號“補殘”，以“老殘”為小說主人公之名，尤其是為之取號“補殘”，含有深意。正如清初筆煉閣主人以《五色石》“學女媧氏之補天而作”的寓意一樣，(97)身處晚清動蕩時代的劉鶚撰《老殘游記》鞭撻時弊，揭露現實，希望以補殘破之社會。曾樸《孽海花》中第一回《一霎狂潮陸沉奴樂島卅年影事托寫自由花》提到“自由神”、“孽海”、“奴樂島”和“愛自由者”、“東亞病夫”等名稱，體現了晚清社會心理，揭露當時統治集團的昏聵無能以及世人的醉生夢死，表達出對自由、富強世界的向往之情，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