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再套用伯林的“兩種自由”的說法,米爾對個人自主性的承認和保護,具有“消極自由”的味道,而把個人的理性化提升視作個人的責任,又具有“積極自由”的味道,但前者的基礎性地位決定了后者不可能成為“多數人的暴政”的動因。

　　有學者認為,米爾的個人主義觀點是混雜的,遠不止上述兩種,還包括文藝復興所張揚的人的自信、新教改革所強調的意志和良知、商業精神所推動的個人競爭、科學研究背后的批判精神、啟蒙運動對理性的信念、梭羅等人的浪漫主義所預設的古怪的和創造性的個人、社會達爾文主義所主張的通過斗爭實現進步的演化論。這種混合一直體現在個人主義作為一種思想的流變中,并形成了不僅為自由主義的先鋒,也為馬克思這樣的資本主義的批判者所普遍接受的個人主義的兩個重要起點:理性討論與對個人福祉的終極關懷。[36]

　　正是在米爾等人的推動以及這種推動同啟蒙運動以來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合拍,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個人主義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已經成為最為基礎性的意識形態:作為政府形式的民主制度的基礎,作為經濟系統的私人企業的基礎,作為生活態度的自由主義的基礎,尊嚴、機會和實現都以“個人的”為定語。[37]但也是在這個時候,一種“世紀末憂郁”[38]開始泛濫,西方社會所關注的焦點,不再是如何進一步激進化個人主義,而是在保留個人主義的同時致力于回答個人主義對公共性的遮蔽這一不足所造成的原子主義、利己主義的肆虐及其所引起的各種社會解體和失范問題。社會學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涌現的。涂爾干關于“道德個人主義”的建構,就是試圖把康德和盧梭關于個人主義的哲學論述通過社會學的方法實在化,一方面保留個人主義在公民生活領域的地盤,另一方面驅除其在經濟領域的發展對社會團結的消極影響。[39]涂爾干的這種努力,構成了整個20世紀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學界討論個人主義的主旨。

　　總之,個人主義一方面是各種制度性努力不經意的后果,如從古希臘哲學和猶太—基督文明再到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另一方面當它出現在人們的意識之中的時候又變成了人們自覺的價值追求。現代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保護人們的這種權利和利益追求而建立起來的。這跟下面要討論的個人主義的個體化階段形成鮮明的對比。

　　三、晚期現代性與制度化個人主義

　　1930年,正值世界經濟危機,杜威在新出版的《新舊個人主義》中指出,穩定的個人主義需要一個可以堅定地擁護的對象,“讓人確信的與整合的個性是各種確定的社會關系及眾所周知的功能的產物”。[40]杜威表達了個人主義或者說個性發展對穩定的社會基礎的要求。用貝克的話說,這體現了早期現代性階段的一種矛盾狀態,一方面是個人獨立和自主的張揚,另一方面需要一種反個人主義的制度安排來成就個人主義。

　　可是,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杜威的這種訴求似乎已經不能表達個人主義變革的全部特點。西方社會開始了一個急劇而深刻的社會轉型,流動性和不穩定不再是一個偶發的現象,而成為制度性結果。這一跡象被社會學家敏銳地把握住,不僅有早年的《工業社會的來臨》、《第三次浪潮》等經典作品的問世,還有《流動的現代性》、《風險社會》、《失控的世界》等討論后現代社會的結構性特征的著作,并出版了大量后現代性條件下個人生存境地與未來的著作,如鮑曼的《個體化社會》,貝克的《個體化》,吉登斯的《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親密關系的轉型》,等等。后面這類著作的關鍵詞就是“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標志著個人主義已經脫離了半個世紀之前杜威的想象范圍,而開始了自身的重大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