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私有財產”的正當性也可以作為古希臘個人主義的一個證據。對于亞里士多德而言,沒有適當的“私有財產”作為基礎,個人就沒有充分的閑暇,以及穩定的心性和立場從事智慧的和政治的活動。施特勞斯所想象的古典城邦的統治者包括哲學家、明智者、高尚之士,等等,都是在鄉間有地產但居住在城市的土地貴族。由此可見,私有制構成追求自我意識和承擔自我責任的前提條件。

　　但是,古希臘時期的個人主義思想是以城邦共同體為根基的。具體言之,(1)城邦政治在蘇格拉底、柏拉圖以及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代表著“公共(共同)的善”(public/common good),是一個整全的(encompassing)和囊括一切的(all-absorbing)概念,是所有宗教、智慧等等各類活動的最終歸屬地,[5]個人理性與城邦及其所體現的“至善”在本質上一致的,都通往普世的并因此而是公共的真理,即城邦生活和“公共(共同)的善”,個人意識、個人對傳統權威和習慣的反思和批判,最終都是為了這一終極目標。

　　(2)誰能代表這個唯一的善和理性也是一個問題。蘇格拉底之死可以被視為這個問題成為難題的標志。顯然,通過投票判處蘇格拉底死刑的公民們認為他們的舉手表決是城邦意志的最終體現,但對于柏拉圖等哲學家而言,蘇格拉底之死恰恰是城邦精神之死的象征,真正有理性追隨城邦精神的只有少數哲學家,有能力踐行這種精神的是少數政治家,其他的公民實際上都是群氓,民主換來的是“多數人的暴政”。換言之,個人主義或者說自由主義只能是少數貴族所能享受的奢侈品,大多數的平民是與之無緣的,更妄論連自由人身份都缺失的奴隸階層了。“柏拉圖唯一或主要感興趣的是創造某些條件,在其中有足夠天賦能發現真理的少數人,能夠擁有他們從事自己研究的條件。”[6]這種對立是一面多棱鏡,折射出多重對立:一是民主和自由之間的對立;二是“right”的唯一性與多樣性之間的對立;三是貢斯當所謂的“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的對立。

　　基于此,伯林斷然否定在古希臘主流思想中有個人主義的影子。換言之,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古希臘思想有“積極自由”而絕無“消極自由”,但只有后者才是個人主義真正的落腳點。惟當亞里士多德去世近20年后,智者學派的伊壁鳩魯和稍后斯多葛學派的芝諾鮮明地堅持“人的命運完全屬于個人事務”,“國家是手段而非目的”,“個人的獲救才是至關重要的”,[7]“惟一真實的生活是內在生活”,[8]等等,才真正宣告個人主義的誕生。但這種個人主義同啟蒙運動以來的個人主義有著天壤之別,它沒有“自然權利”的觀念,因此也沒有對把私生活神圣化的想法。[9]

　　與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傳統努力建立個人主義與公共生活之間的內在關聯不同,猶太—基督教傳統所鼓吹的個人主義起源于上帝崇拜,一是把信徒從塵世的復雜關系與等級制度中解救出來,全部放在上帝面前,所有信徒不論塵世中是父子關系或者母女關系,都共同擁有一個父親即上帝,從而彰顯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只對上帝的榮耀負責而不擔負其他塵世責任或者塵世責任被高度虛化的精神;①二是把政治事務和精神事務區分,“愷撒管愷撒的事情,上帝管上帝的事情”,到奧古斯丁處則區分為天上之城與地上之城;三是對地上之城的貶抑,地上之城是自私的、專制的、罪惡的和偶像崇拜的,只有天上之城是永恒的、充滿真愛的,強調精神世界具有更高的價值,把人從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中抽離出來,追求內向的精神生活,即使對塵世事務的判斷亦要根據上帝的意志和規律。

　　這兩種個人主義雖然在某些觀點上相互沖突甚至不可調和,但在一些基本的抽象教條上確有殊途同歸的效果,如對精神與塵世的二分,信服真理比塵世生活更為重要和根本,克服欲望服從上帝,因此,二者都構成了當代西方個人主義的重要維度,是西方個人主義的直接來源。[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