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肖 瑛

從占有性到制度化

——個人主義作為現代意識形態的演變

　　內容提要:個人主義一定程度上構成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基礎。本文梳理了個人主義在西方的發生和流變史,厘清了個人主義在西方前現代社會中的哲學、政治、宗教和日常生活的基礎,分析了個人主義在現代性階段作為“自然權利”之表征的“占有性個人主義”的不同形態,再現了貝克筆下個體化的構成邏輯及其形塑“制度化個人主義”的具體機制。貫穿于這一復雜歷史的,是對個人主義與公共性這一社會學基本論題的艱難回答。

　　關 鍵 詞:個人主義/占有性個人主義/制度化個人主義/個體化

　　標題注釋:本文系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14PJC052)的階段性成果。　

　　關于“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筆者曾做過簡要的梳理和界定。[1]本文需要補充指出的是,個人主義除了主張個人的尊嚴和自由、個人構成社會的基本單位、個人之間地位平等外,還有一層非常重要的預設,即個人相對于各種群體或者社會而具有的本體性位置。用伯林的話說,“真正的個人主義……認為政治和社會安排必須服從一些個人價值,如快樂、知識、友誼、美德或藝術與生活中的自我表達;為了這些價值他們創造一個支架,一種手段,但不管手段多么不可缺少,也畢竟只是手段。”[2]這種張揚個人高于社會的學說,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都飽受爭議。這種爭議,既緣起于家庭中心主義和天主教傳統對個人主義把個體價值本位化而把社會價值工具化的痛恨,也歸因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濫觴對道德、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沖擊。但是,很顯然,個人主義在今天已經不能被簡單地否定或者無視,而是實實在在地構成現代社會的價值基礎,既與市場經濟、公民權利、公民責任等現代社會建制相契合,又得為共同體生活的瓦解、消費主義和娛樂主義的泛濫擔責。可以說,個人主義坐落在現代人矛盾情感(ambivalence)的核心地帶,擁抱它又拒斥它,踐行它又渴望超越它。今天的中國也處在這樣一種復雜情感的糾纏中。因此,把握個人主義的起源和變動,理解其成為現代文明之基礎的機制,是我們既尊重它又不讓它走向極端的基本前提。

　　西方個人主義的變動史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前現代、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二戰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個人主義在這三個時期所呈現的特征及其與社會構成和變動的關系各有差異。

　　一、個人主義在前現代的發軔

　　從思想史角度看,西方個人主義有兩個傳統,一個是古希臘哲學,另一個是猶太—基督教。古希臘哲學中,個人地位的彰顯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自我意識的萌芽;道德個人或者說自我責任的凸顯;私有制的穩定地位。

　　特爾斐神廟鐫刻的“認識你自己”(know yourself)以及蘇格拉底的名言“未經檢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生活”是這種自我意識萌芽的表現。自我意識的提出一方面是讓人同野蠻人劃清界限,另一方面則是讓人不無批判地面對傳統權威和習慣。當個人對傳統權威保持一定的批判性時,“選擇”(choice)和“責任”(responsibility)就進入了個人的心智。因為不是完全傍依于傳統,所以個人有權依據自己的理性進行生活選擇,并對這種選擇擔負責任,“每個人都通過學習做出正確的選擇來對他自己的生活承擔責任。”從這兩個方面看,“自由人”(freeman)的理念——有尊嚴的(dignified)、創造性的(creative)和負責任的(responsible)人——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經出現。[3]也許是在這個角度上,米爾認為蘇格拉底所處的是一個“富有個人偉大性的時代和國度”。[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