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韓愈與宋代《詩》學格局的確立

　　韓愈之后，宋代《詩》學研究不再提“子夏作《序》”，范家相云：“疑《序》者始于韓昌黎，發于成伯玙，而宋儒從而力排之、舍《序》言詩者，始于蘇颕濱，甚于鄭夾潦、王雪山，而朱子因句詆而字駁之，嗣是以后或信或否，又分道揚鑣，不可勝紀矣。”受韓愈影響，宋代《詩》學明顯分為尊《序》與反《序》兩大派，葉德良先生有一段概述：“治《詩》者，約可分為守《序》、反《序》二派。反《序》一派，大抵以為《詩序》晚出于衛宏(或衛宏以后人)，不足采信。守《序》一派，則或推崇過當，有以為詩人自作者，如王安石是也；有以為《小序》乃孔子作者，如王得臣是也；有以為大、小《序》皆是國史作而雜孔子之言者，如范處義是也。唯反《序》一派，說詩每并《首序》、《后序》，俱不採信，直據本文為說。而守《序》一派，則或不信《后序》，以為雜有說詩者之言。”(42)無論守《序》，或是反《序》，皆無主張“子夏作《序》”者，現分別論之。

　　守《序》派，主要集中在北宋，如歐陽修云：“《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子夏親受學于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43)程頤云：“《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圣人不能作。”“《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系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為，非后世所能知也。”(44)王得臣云：“予以為《序》非出于子夏，且圣人刪次《風》、《雅》、《頌》，其所題曰美、曰刺、曰閔、曰惡、曰規、曰誨、曰誘、曰懼之類，蓋出于孔子，非門弟子之所能與也。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耳。”(45)歐陽修所謂“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與韓愈所云“不智”是出于相同的邏輯；程子與王得臣認為首句非子夏所能，則是“知不及”之義。韓愈開了“子夏不序《詩》”的先河，守《序》派據此多以子夏“不智”“知不及”為由，否定“子夏作”，或以為國史自作，或以為孔子所為，務在尊崇《詩序》，維護《詩序》的權威地位。

　　反《序》派，以鄭樵為首，云：“設如有子夏所傳之《序》，因何齊魯間先出，學者卻不傳，返出于趙也？《序》既晚出于趙，于何處而傳此學？”(46)又云：“衛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47)鄭樵認為《詩序》乃衛宏所作，摻雜了經書、各家之言，并不可信。從此說者，主要活躍于南宋，如曹粹中云：“《序》若出于毛，亦安得自相違戾如此？要知《毛傳》初行之時，猶未有《序》也，意毛公既托于子夏，其后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遂著之。后人又復增加，殆非成于一人之手。”(48)朱熹云：“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于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后。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并傳于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后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后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跡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于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49)章如愚云：“圣人刪詩不為之序，非不能為之也，正使學者深維其義，而后可以自得。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誣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50)朱熹等人延續韓愈觀點，認為《詩序》出于漢儒臆度之私，主張“信《詩》不必信《序》”(51)，說《詩》全憑己意斷之，由此，反《序》派在否定《詩序》的同時走向了《詩》學研究的另一個極端，即去《序》說《詩》。之后，元、明兩代針對“《詩序》廢存”形成不同的《詩》學陣營，而朱子在《詩》學史上的權威地位也在此時確立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