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知不及”與晁氏所引的“不智”稍有出入。宋代范處義反駁韓愈之《議詩序》，即引作“知不及”(20)，則在宋代開始就已經有“知不及”和“不智”兩個不同的版本。歷代對此的理解也不同，大致有兩大類：(1)時代相隔久遠，無法得知。范處義云：“子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2)學力、領悟尚未達到。程子云：“《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系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21)學者多從此說，如王得臣、晁說之、員興宗、楊慎等。但結合二、三點，韓愈明顯是在反駁、推倒《詩序》，歷代學者的解釋卻是以尊崇《詩序》為前提，這與韓愈要表達的意思并不一致。私以為“不智”應是最接近原貌的版本，一是，“不智”與“不道”、“不敢”在語言表達上前后一致；二是，韓愈認為《詩序》暴揚私闈、不諱君王，如此荒誕不經，必定不是子夏這樣“可與言詩”者寫出的；故從整個語境和前后文意，及韓愈對《詩序》的歷史態度來說，“不智”都應該是指“不明智”的意思。

　　第二點“暴中冓之私，《春秋》所不明不道”，所謂“暴中冓之私”，《詩序》中有很多諷刺統治者荒淫的內容，如齊襄公與其妹文姜通淫之事，《南山序》云：“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敝笱序》云：“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載驅序》云：“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這些都是直接諷刺襄公與文姜的鳥獸之行。又如《墻有茨序》、《君子偕老序》、《鶉之奔奔序》等，諷刺衛宣姜與公子頑淫亂宮闈；《株林序》、《澤陂序》譏諷陳靈公與夏姬淫亂，等等。韓愈認為此乃“《春秋》所不明”，《詩序》也不應暴揚在光天化日之下。如齊襄公與文姜淫亂，桓公三年《春秋》載：“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左傳》云：“齊侯送姜氏于讙，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春秋》乃以“送”字刺襄公無禮。《春秋》以禮定褒貶，往往微言大義，對于齊襄公與文姜的鳥獸之行，僅云“送”“會”“至自”而已(22)。又公子頑與宣姜之事，《春秋》并無記載。范處義云：“大抵《春秋》雖嚴，而其辭深而婉；《詩序》雖通，而其辭直以著。”(23)《詩序》的表達方式與《春秋》迥異，前者直刺淫亂，后者隱晦深微，故韓愈認為《詩序》不合于“六經之志”。孔子云：“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24)“六經”以“禮樂”為核心，今《詩序》斥言君王乃與“溫柔敦厚”不合，故韓愈云“子夏不序《詩》”。

　　第三點“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也就是避諱君王的問題。子夏生活在春秋末至戰國初，此時《詩》中最后一位諸侯陳靈公也早已離世，故韓愈所謂“諸侯猶世”應是指諸侯后代尚且在世。要知道，《詩序》諷刺某君王往往直接點明，如“《雄雉》，刺衛宣公也”“《考槃》，刺莊公也”“《蟋蟀》，刺晉僖公也”等。于公子大夫之類更直呼其名，如“《有女同車》，刺忽也”，忽乃鄭莊公世子；“《車鄰》，美秦仲也”，秦仲乃周宣王大夫；“《墓門》，刺陳佗也”，陳佗乃文公之子，等。《詩序》毫無忌憚地斥言君王權貴，韓愈認為在諸侯猶活躍于歷史舞臺之際，公然刺其先祖，或不被諸侯所容，故云“不敢”(25)。韓愈自身即有“不敢”之事，談到排斥釋、老，其云：

　　圣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于后世然后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至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26)

　　此時貞元十二年，該年四月德宗命徐岱等與沙門鑒虛、道士萬參成等講論三教(27)。鑒虛云：“元元皇帝天下之圣人，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釋迦如來西方之圣人，陛下是南瞻部洲之圣人。”(28)德宗大悅。足見，三教合流之風盛行。韓愈提到王公貴族、公卿輔相皆事佛、老，若此時公然著書以排之，豈不是自掘墳墓？此韓愈之不敢為之事，以此揣度《詩序》之斥言美刺，認為子夏必“不敢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