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山大學哲學系，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暨實踐哲學研究中心　郝億春

美德的兩面

——兼談《尼各馬可倫理學》中aretē的中譯問題

　　內容提要：就亞里士多德倫理學核心范疇aretē而言，現代德性倫理學及多數研究者只繼承了其品性維度而喪失了其活動面相。而在亞氏對aretē的界定中，自足而自主的活動不論在價值上還是在邏輯上都優越于品性。這也表明在對亞氏倫理學基本定位方面——即究竟是活動倫理學還是品性倫理學——的根本分歧。從亞氏倫理學的時間—發生視角看，活動—品性在形式上的循環非但不是其理論缺陷，反倒在個體層面和城邦層面都具有重要意義，且其中充滿張力。從詞源及義理看，aretē譯為“德性”并不妥當，而譯為“美德”甚為恰切。用以翻譯virtue的德性只涵蓋了美德的品性面相，而遺漏了后者更為重要的德行即活動面相。

　　關鍵詞：aretē/virtue/活動/亞里士多德

　　標題注釋：本文得到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批準號：GD14CZX01)；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批準號：15YJA720001)的資助。

　　正如馬克思否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海德格爾拒絕“存在主義者”的稱呼那樣，亞里士多德恐怕在“aretē”與“活動”的關系問題上也難以茍同聲稱忠實于他的現代“virtue倫理學”以及多數研究者。①這并不是說種種“主義”、“理論”以及“研究”在邏輯上不夠嚴密，恰恰相反，它們往往太過自圓其說，以至于簡化從而掩蓋了其源頭處的豐富性與內在張力。或許恰恰正是這些張力而非完滿的理論與研究才暴露出需要“思想”認真對待的“事情”。跟隨著亞氏的指引，我們將看到aretē兩面之間時而統一、時而緊張的復雜關系，而這種關系恰恰展示出人類生活中一系列需要認真對待的事情。

　　一、行動基于virtue還是virtue基于行動?

　　英語倫理學界共享著一個廣為流傳且根深蒂固的看法：功利主義與道義論基于行動或以行動(action)為中心，而virtue倫理學基于行動者或以行動者(agent)為中心。誠然，近些年來virtue倫理學的復興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功利主義及道義論只關注單個孤立的行動而不顧及行動者的不滿。正如斯洛特與克里斯普所言：“virtue倫理學的另一個顯著特征在于它集中關注于道德行為者及其生活而不是那些孤立于品質觀念之外的離散的行為(說次謊、墮一次胎、施舍乞丐)以及支配這些的行為的規則。”(克里斯普、斯洛特，2014：58)然而，關注點的轉移絲毫不意味著扭轉了功利主義與道義論一向關心的核心問題：如何確定正確行動?如果按照現代virtue倫理學代表人物赫斯特豪斯的看法：一個行動是正確的當且僅當一個有virtue的行動者在此情境下會(出于品性地)采取這個行動。(cf.Hursthouse，1991：225)而另一位代表人物斯洛特提出的表述是：一個行動是正確的當且僅當它展現或表達了一種virtue的動機，或是至少沒有展現或表達一種惡劣的動機。斯旺頓在批評吸收前兩位同行的基礎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表述：一個行動是正確的當且僅當它全然是virtue的。(cf.Swanton，2001：33～34)這三個版本的virtue倫理學雖然提供的正確行動之標準不同，不過在下述一點上卻是共同的，即，它們都以virtue(或其動機、目標等)來判別行動的對錯。由此看，至少在判別行動對錯的標準上，virtue倫理學是基于行動者的virtu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