⑧參見(意)安東尼奧·卡塞斯：《國際法》，蔡從燕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頁261～262。

　　⑨參見萬霞：“試析軟法在國際法中的勃興”，《外交評論》2011年第5期。

　　⑩參見(美)邁克爾·巴尼特、瑪莎·芬尼莫爾：《為世界定規則：全球政治中的國際組織》，薄燕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頁24～48。

　　(11)參見崔曉靜：“后危機時代國際機制中的稅收決策權力分析”，《稅務研究》2012年第6期。

　　(12)參見廖益新，見前注③，頁25。

　　(13)See Francis Snyder,“Soft Law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in Steve Martin(ed.),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Essays in Honour of Emile Noe,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4,p.198.

　　(14)See Marci Hoffman and Mary Rumsey,International and Foreign Legal Research Basic Concept:A Course Book,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7,p.7.

　　(15)See Linda Senden,“Soft Law,Self-regulation and Co-regulation in European Law:Where Do They Meet?”,9(1)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32(2005).

　　(16)See Hartmut Hillgenberg,“A Fresh Look at Soft Law”,10(3)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503～504(1999).

　　(17)參見王鐵崖：《國際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頁456。

　　(18)See Jan Klabbers,“The Redundancy of Soft Law”,65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67～182(1996).

　　(19)徐崇利教授認為，依托非正式的國際組織，如銀行監管巴塞爾委員會、證券委員會國際組織和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以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等，由成員方政府各下屬經濟管理職能部門的代表組成的跨政府組織網絡在各自的專門領域發揮了特殊的治理作用。參見徐崇利：“跨政府組織網絡與國際經濟軟法”，《環球法律評論》2006年第4期。

　　(20)轉引自劉衡：《國際法之治：從國際法治到全球治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頁65。

　　(21)參見廖益新，見前注③，頁63～67。

　　(22)http：//www.oecd.org/ctp/49467448.pdf.最后訪問日期：2015年7月3日。

　　(23)參見Alicja Brodzka和Sebastiano Garufi：“歐洲稅收情報交換與財政透明時代：軟法措施的使用和稅收事務中善治的增強”，《歐洲稅收》2012第8期。

　　(24)參見廖益新，見前注③，頁64。

　　(25)參見廖益新，見前注③，頁301。

　　(26)參見李爽：“國際反避稅合作中進行信息交換的障礙和對策”，《涉外稅務》2002年第6期。

　　(27)同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