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20世紀最有影響的史詩研究大家，勞里·杭柯(Lauri Honko)關于史詩的見解很有參考價值。他認為，史詩是關于范例(exemplar)的宏大敘事，起初由專門歌手作為超級故事來演述，比起其他敘事，史詩篇幅巨大，表達充滿力量，內(nèi)容嚴肅重要，并在傳統(tǒng)社區(qū)或受眾中成為認同表達的資源。⑥他進而指出，口傳史詩不僅是一個復合的文類(oral epics area complex genre)，而且還是一個多屬雜糅的傳統(tǒng)(multigeneric traditions)。[9](P.29)無論是馬丁的“超級文類”、弗里的“重大文類”，還是杭柯的“超級故事”乃至“復合文類”，其基本點都在于，不能簡單把史詩當作一般的文類來加以理解和闡釋。

　　在文學的諸多文類中，散文體的敘事藝術，如小說，在篇幅方面最為斤斤計較。小說分為長篇小說(novel)、中篇小說(novelette)和短篇小說(short story)。篇幅和體量對于分類而言是決定性的。史詩一般被認為是長篇的，但所謂長篇的下限應該是多少呢？勞里·杭柯是少數(shù)幾個談論這個問題的學者。他斟酌并轉(zhuǎn)述了在口傳史詩長度方面最為寬容的學者愛德華·海默斯(Edward R.Haymes)的說法——海默斯認為口頭史詩是一種廣義的敘事詩歌，其長度普遍應超過200到300詩行。[9](P.35-36)不過，杭柯并不太贊成海默斯的看法，認為這個標準是太低了，為單一情景的敘事詩以及民謠類的敘事樣式堂而皇之地進入史詩領地大開方便之門。杭柯有些猶豫地說，他愿意提出1000詩行作為史詩這個重大文類的“入門標準”，但他隨后也說口頭詩人可能會壓低這個標準。[9](P.36)海默斯的最低限度，也就是200到300詩行，這個篇幅，比起有355句的“古今第一長詩”《孔雀東南飛》還要短小一點，也難怪杭柯不大認可。

　　作為超級文類的史詩，其篇幅的幅度該如何把握呢？這顯然是一個棘手問題，先從最長的史詩說起。今天我們所知世界上最長的史詩，是蒙藏等民族中廣泛傳唱的口頭史詩《格薩(斯)爾》。據(jù)說除去異文，約有50萬詩行。⑦以往西方世界認為，印度大史詩《摩訶婆羅多》是世界上最長的史詩，其精校本有大約10萬頌，也就是20萬詩行。類似這樣大型的史詩，還有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以及蒙古族的《江格爾》等等。更具有故事“整一性”和全球聲望的，是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分別有大約16000詩行和12000詩行，它們堪稱中型史詩的翹楚。歐洲的不少史詩，如古日耳曼《尼貝龍根之歌》，盎格魯—撒克遜《貝奧武甫》和《亞瑟王》系列，法蘭西《羅蘭之歌》，西班牙《熙德之歌》，冰島《埃達》等，都可歸入中型史詩之列。在世界各地，比較短小的史詩也經(jīng)常能見到。根據(jù)《蒙古英雄史詩大系》和其他蒙古史詩資料的情況看，不足3000行的史詩，在整個蒙古史詩群落中占據(jù)大多數(shù)。數(shù)百詩行的故事，數(shù)量也不算少。這些都可以算作小型史詩。今天所見較短的知名史詩中，古代突厥人中流傳的《烏古斯可汗傳》具有代表性，它有不同抄本傳世，但篇幅都不足400詩行。可是，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其內(nèi)容嚴肅重要，其主人公能力非凡，其英雄事跡也完全合于史詩的規(guī)制。

　　如此看來，把大型和中型史詩納入史詩范疇，完全合于史詩文類對篇幅的要求，不構(gòu)成問題。產(chǎn)生歧見的，是對小型史詩篇幅的討論。換句話說，也就是如何對史詩的入門限度作出規(guī)定的問題。以筆者所見，勞里·杭柯對史詩長短的討論，用力最大，但收效卻仍值得商量。原因在哪里呢？在筆者看來，口頭史詩的長度問題，從來就不容易搞清楚，因為長短是相對的。有事例為證：

　　杭柯在著作中轉(zhuǎn)述了一件事情：1995年1月份，印度一家電臺“All India Radio”邀請知名的史詩歌手古帕拉·奈卡(Gupala Naika)在電臺上演唱史詩“Kooti Cennaya”。這個播出版本是“20分鐘”。史詩“Kooti Cennaya”是土魯(Tulu)傳統(tǒng)中最為著名的長篇史詩之一，也是歌手奈卡自己的曲目庫中在長度上僅次于“斯里史詩”(Siri)的第二長史詩。恰巧在此事發(fā)生的三年前，杭柯和他的史詩工作團隊曾經(jīng)采錄過該歌手演述的這部“Kooti Cennaya”史詩。當時史詩工作團隊一共用了三天時間，錄制了史詩故事的19個單元，每個單元的長度從28分鐘到120分鐘不等，總計用去了15個小時，按詩行統(tǒng)計有大約7000行！杭柯聞此廣播事件極為驚訝，就再次請求歌手像在電臺里那樣用20分鐘演述這個故事。這位傳奇歌手毫不猶豫就同意并用27分鐘完成任務。[10](P.30)歌手奈卡簡直就是史詩研究學術史上最為出色的“壓縮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