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炳文用《周易》中“巽以行權”來論述“立”與“權”的關系。“巽以行權”本是《易·系辭下》所言，歷代注家多解為“以巽順之德行權”⑩，而胡炳文則引申為“如風之人物不見有其跡”，意指人心倘有所立，行事自然能權，以此來論述權之根本在于立的觀點。權不是根據各方利益而費心權衡，與之相應，中也不是經過思量辨別的刻意執中。胡炳文引朱子語錄曰：“蓋圣人義精仁熟，非有意于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四書通》，第557頁，朱子原文詳見《朱子全書》第22冊，第1816-1817頁)他贊同朱子的觀點，強調中不可執，必須要有權，而權應是圣人對待事物的一種本能反應，能夠分辨事物之“時”，便能夠同時行“權”。這個過程是自然而然的，稍有滯塞，便不是圣人之權、圣人之中了。因此，胡炳文主張：知時的同時自然能權，也就自然得中，時—權—中在邏輯上有先后關系，在實踐中則是一體的，統稱為“時中”。這不只是其易學思想的創新，還代表了他對易學和理學的整體認知。“知時”、“行權”、“得中”都是應事接物之“大用”，而人之本心所立之天理則是“本體”，其體立則其用行，其用行而其體顯，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三、“未發之中”與“時中之中”

　　胡炳文認為，中是人對于理的正確把握，因理有未發與已發之分，中亦有未發之中和已發之中的區別。他用理一分殊的方法來理解“未發之中”與“時中之中”，主張“中”只能體現于“時中”上。

　　故粲然者全體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四書通》，第647頁)

　　“渾然者”和“粲然者”是胡炳文經常使用的一對概念，渾然者即未發之理一，粲然者指已發之萬殊，二者僅可以在思維領域進行分辨，在現實中，“其粲然者即是其渾然者”(《四書通》，第625頁)，理一就蘊含于分殊之中。中也是如此，現實存在的都是已發之中，即“時中之中”，“未發之中”作為根據和本體，只能通過“時中之中”表現出來。

　　胡炳文指出，儒學與佛老都講“中”，但卻有著本質的差別：

　　吾儒亦有所謂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一而廢百。(《四書通》，第557頁)

　　所謂“隨時以取中”正是要人根據具體事物各自的條件和特點采取相應的對策，從而達到最理想的效果，無過無不及，以實現事物之理。中無定體，必須以“時中”的形式展現出來。而“時中”看起來是強調了事物的多樣性，卻并非不講統一。胡炳文認為，真正的儒者必定是“一以貫萬”的，既可以由“理一”至“萬殊”，又能夠從“萬殊”而達“理一”，既把握“中”的根本原則，又實現了“隨時而中”。“理一”與“分殊”、“中”與“時中”對胡炳文來說同樣重要，而且在現實中是一體的，能夠在二者間自如往來便達到了圣人的境界。相反，如果忽視了這一原理，僅執著于某一方面，則會走向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