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這種多方位的解讀，胡炳文想要強調的是：每一卦每一爻的表象、內涵、過去、未來以及其所處的外部環境都是獨一無二的，這就是“時”。他特別注意通過廣泛比較從爻辭、爻位、爻性等各個方面區分爻時的不同，目的是要告誡人們，現實中各種事物都有其具體特點，沒有雷同，所以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能夠不僵化不拘泥，實現無過無不及。

　　二、“時中”與“權”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胡炳文所探討的“時”不是單一的某個方面，而是包括事物所具有的一切內外條件。他主張：人必須“知時達變”(《周易本義通釋》，第159頁)，這便是“權”。在儒學史上，各家對“權”有過不同的理解：“公羊子言：‘權者反于經而后有善’，韓康伯謂：‘反經合道為權’，程夫子謂：‘權只是經’，朱夫子謂：‘經自經，權自權’。”⑧可見，“權”一般是與“經”相對而使用的范疇。例如，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離婁章句上》)禮是通常所遵循的規則，屬于經，而權是特殊情況下的選擇，看起來似乎與經相悖，但又從根本上符合道的要求。朱子在此段后解釋道：“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四書章句集注》，第334頁)可見，朱子將權看做對事物的權衡，并肯定了在非常規的情況下，人要通過權來把握中。

　　胡炳文繼承并發展了朱子關于權的思想，將原來只應用于特殊情形下的權普遍化，并與時中密切聯系起來。他提出：“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能隨時以取中，即是此一‘權’字。”(《可權字說》，《云峰集》卷四)胡炳文的主張是：任何事物都有各自的特點，都是獨一無二的，各具其時，因此要根據具體情況隨“時”而“權”?！皺唷币馕吨姓J事物的多樣性，更代表著人的主動性。在胡炳文這里，“權”不再是“經”的對立面，而是泛指人對事物的一切取舍和衡量，從廣義上說，“權”無時不有，無處不在，所謂的“經”也要通過“權”表現出來。

　　胡炳文非常重視權，認為“權者，圣人之大用，非如文王孔子而用權鮮有不差者矣”⑨。所以，權雖然重要卻不能濫用，對用權之人有著很高的要求。要想正確地行“權”，必須先有所“立”，“學者有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然亦未有不能立而遽可與語權者?！?《可權字說》，《云峰集》卷四)所謂“立”即“立天理”，指本心與天理“渾乎為一”，樹立符合天理的行事原則?！傲槁杉褐！?《可權字說》，《云峰集》卷四)，有所立之后，才能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取舍以達到無過無不及。儒家經典出于慎重往往不直接論“權”而是強調“立”，如《周易》乾卦講“立誠”，坤卦講“立敬義”，表面都不講“權”，而實際都是在教人如何用權。

　　卦言立不言權，權固伏于三百八十四爻之中而不露爾。學者能卓爾有立，至于義精仁熟，凡事理精粗曲折處，自然無不相入，殆如風之入物有不見其跡者，是之謂“巽以行權”?！埰饺諢o自立之志，無特立之行，而遽欲言權，必流之而為權術權變之權，非圣人所謂權也。(《可權字說》，《云峰集》卷四)

　　“權以應事之變”(《可權字說》，《云峰集》卷四)，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人處事都要有權，只是程度大小的差別，權如果使用得當便是圣人之中，不當則會離經背道，成為小人之權術。胡炳文強調：“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輕重長短之則本心中自有之，在于自度而已?！?《四書通》，第344頁)用權的能力內化于人心而不可外求，能達到圣人的修養境界，自然可以隨時而變，恰到好處。所以，“權”的前提是“立”——立天理，立人之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