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注意到這樣的事實：在這樣做時，一位老師，假如他/她在那種經典或技藝上是水平非常高的，也在教給學生日后能作為謀生手段教給其他人的一門技藝。從這個觀點來看，一個人可以成為一種經典或技藝方面的專家并成為那些處于較低階段的學習者的老師，盡管他/她在以其他經典解釋這種經典和以其他技藝體會這門技藝方面水平還不是很高。這被稱為儒者的教育中的授業。在某種意義上，韓愈在儒學的背景中開拓了專業性向度。然而同時，韓愈是把授業看作基于謀道和傳道這種首要意義之上的，就此來說，韓愈堅持的是同一個道。授藝為業是傳道的一個必要的派生物。在這種授業活動中，授業者首要的關切是接受者作為一個好人以精湛的技藝來從業。

　　韓愈的第三點概括啟示我們深入到孔子的解惑方式中，并看清楚它在這種教育實踐中的重要地位。他這樣寫道：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韓愈：《師說》)

　　這是孔子的論題：學習者能夠擺脫他們的困惑嗎，如果能，怎樣擺脫，如果我們是學而知之的?蘇格拉底會認為這是不可能的，除非至少有一個學而知之者知道那個終極并使得它被那些困惑者看清楚。孔子的看法不同。對于孔子，盡管一個老師，一位在更高階段的先進的學習者，也仍然在尋求那個終極，但基于更深厚的學養，他/她能夠指出一個恰當的中間性的事物，使得一個困惑者在其境況下較為容易地獲得一些理解與體悟，并且，假如后者繼續沿著那個方向前進，他/她就能更進一步地看清楚那個道。解惑的可能性根植于一個更根本的可能性：每個人都能學習。孔子與學生們的談話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在幫助一個陷入困惑的學生擺脫其困惑。但同時，解惑者自身也要去研究那種惑因何發生，癥結在于何處，以及怎樣找到一個適合困惑者獲得適當的理解與體悟的中間事物。所以，孔子為陷入困惑者解惑事實上是與后者一道尋求那個道的一種方式，正如《中庸》所說，“修道之謂教”。

　　然而對于孔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只要你發現你所尋求的道非另一人所尋求的道，你便不能與他一同謀道。所以，在解惑時先進者也同時在尋求道的旅程中尋求一個好的同道。解惑實踐一方面關切問者對所問事項獲得一種更好的對于道的把握，以便后者能以比較好的方式解決他/她面對的那些問題，另一方面關切被問者獲得一些更高的把握。以這種方式，被詢問者就最可能在尋求那個道的旅程上獲得一個好的同道。孔子的解問者之惑的方式的確是道事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