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語》中，孔子總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談論一個話題。當他就具體的事情來談的時候，他所做的是在我們的教育實踐上指給我們一個能夠從那里看出去的方向，走向那個方向將表明對于我們的整個人生是好的。所以，他對于仁，人的核心德性，給出多種不同的說明。原因是提問者總是從一個境況的具體的視角看事情的，比如，子路的問題不同于子貢和子張的，因為他們各自都有一個特殊的出身、家庭背景、幼時養成的習慣、品性，以及一種不同的廣義教育實踐經歷。在某個學生來提問時，孔子總是把所有這些方面考慮進來。他將挑選出某種事物，某種中間性的事物，可以說，把它表明給那個學生，因為從后者的視角，那個事物對于他將比較容易理解，并且，如果那個中間性的事物得到理解，那個學生就將獲得對于仁的某種更清楚的理解或體悟，這種理解或體悟將于他整個人生有益。

　　我們有理由說，對于孔子對這種廣義的教育的重大關切的最好說明是曾子的《大學》。在這部著作中“大學”被說明為成為大人之學。對照著說，“小學”主要是灑掃應對，和誦讀一些基本而重要的蒙學文本。基于小學并提升到明德于至善，大學需要我們去從那些重要的文本中，從我們生活的環境中，汲取思想與精神作為我們靈魂或生命的養分，為著我們能夠過一種更好、更充實的生活。

　　其次，眾所周知，孔子要求他的學生讀詩書禮易春秋五經，習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在六藝中，禮樂是兩門最重要的科目。這些經典與技藝，孔子以他自己的實踐作為一個好的榜樣，要求學生掌握精湛，抓住它們的觀念，并把它們結合成一個整體，作為他們的品性的文化。他的想法是，一個人只有通過積累更好地把握，獲得文化科目的更純熟的實踐技藝，才能按照這些把握和文化技藝的觀念來生活，才能成為一個好人。

　　對于每一個學習者，良好的文化技藝活動的善和學習理解文化經典的思想與精神的活動的善是不可分離的。因為，良好地運用文化技藝的活動使一個人能更好地體會他/她所理解的人的真實與善，并以其所伴隨的那些優美而愉快的感覺幫助他/她實踐對于這種真實與善所獲得的理解與體悟，讓他/她在這種實踐中獲得自由。所以孔子強調，一個人的教養最重要的是：

　　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

　　這當然是非常高等的狀態，在其中，我們從文化技藝中所獲得的良好感覺也似乎幫助我們去把握我們的理解與體悟，使之成為一個內在一致的整體。

　　重要的是注意這一點：對孔子來說，我們不可能不學習和實踐這些文化技藝而達到這種狀態。對于孔子，一個人只有經過長期實踐才能真正到達這種狀態。在此長期的實踐過程中，一個人必須一點兒一點兒地追求獲得一些更好的理解與體悟，并同時堅持學習和實踐所要求的這些文化技藝。想一想這些技藝所包含的內容何其豐富，它們的范圍何其廣泛，以及需要在何等深入的程度上去獲得這些良好感覺你才能真正地欣賞那些技藝的優點，你就將具有一種觀念：這種學習對于我們是何等困難的一個任務。對于一個學習者，學習的確就意味在一生中努力以一種內在一致的觀點把握人的善并且依此而實踐。

　　最后，上面討論的兩個特質使得這一點變得非常明顯：孔子引導我們去理解的“學習”自身就意味一種一生的實踐。但同時，孔子也讓我們以我們自己的方式(如果可能的話)去理解和體會，這個“學習”將從某個階段開始成為由學習者自己來引導他/她自己進行的教育實踐。尤其是在這個意義上，孔子認為這種實踐是取決于人自身的一件事情(為學由己)。

　　我們需要記住，學習不只是要記住某些知識和背誦一些詞句，更重要的是始終要從我們的父母、伙伴和鄰里中去汲取于我們的生命有益的“養分”。但是，我們的確總是有機會向我們的鄰居學到東西嗎?對孔子來說是這樣。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論語·述而》)，是在我們可以把某個至少在某個方面具有可尊重的優點的人稱為老師這個意義上。在這種教育實踐上，某個人如果可能比我先進，就有資格做我的老師。即使某個人落后于我，但是如果他/她具有某些我沒有的優點，就在那點上他/她仍然可以被我尊為老師。孔子所說的“擇善”“里仁”是以高雅的方式說出這個思想，而且一般的人也能夠懂得。他的這個教導說出的真實就是：在這種追求中，我們永遠會在我們自己身上發現某種缺點，在我們的鄰人身上發現某些優點，所以，選擇善，與仁為鄰，而不是相反，這樣我們就會取得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