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孔子總是把仁作為所有德性的核心來談論。盡管這是人所盡知的，我們還應該深入一些地看清這一點。舉一點來說，他也把中庸作為最高的或最完善的德性來談論：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

　　他在這番著名的話中說的是，在周的黃金時期，人們享受著中庸之德盛行的那種良好社會環境。既然中庸意味某種最高和最完善的內心狀態，我們可以有理由說，對于孔子，中庸幾乎就等于人的德性。

　　在我們的心的這種內在德性狀態之中，孔子相信其核心的部分是一種叫做仁的德性。并且因為它是核心的德性，一旦我們成為一個仁者，我們就將獲得德性的最實質部分，就將使自己堅定地立身于德性(《論語·述而》)。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就是一個“好德”的人，甚至有德性的人，一個賢者。這正是《論語》記載的下面這則故事所包含的意味：

　　南宮適問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蕩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語·憲問》)

　　顯然，孔子尊敬南宮適為一位仁者，視他為追求那個道的一個好同道，如我們前面所觀察的。并且，他看到，南宮適對于德性與力量的區別已經具有一種深刻的體悟，這在孔子看來是一個人在理解德性方面應當體會到的非常關鍵的一點。關于這一點，他曾以馬為例來說明：

　　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論語·憲問》)

　　馬無疑要有很強的力量才能被訓練地獲得它的德性，但是它成為一匹好馬不單因為它有力量。對于孔子，這意味單純的力量還不是一個德性。德性是我們所獲得的某種東西。在我們的動物伙伴的情況中，我們通過訓練幫助它獲得它的德性。

　　最后，孔子始終把我們獲得仁的品質看作獲得整個生命的善和獲得對所有人而言的普遍善的唯一道路。他所憂心的是：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論語·述而》)

　　在他的教導中，孔子給我們一個暗示，引導我們去體悟道與德之間，以及德與人之間的真實關系。成為一個仁者同德的那種關系，與德同那個道的那種關系，是相同的。一旦我們的心開始向往那個道，我們便開始了一種獲得德的真正實踐，且僅當我們已經立身于德，我們才已經志向于道。德與仁的關系也是如此。一旦我們的心開始向往德，我們便開始了一種獲得德的真正實踐，且僅當我們已經得仁于心，我們才已經立身于德。

　　再進一步說，仁同那些從屬性的德性——義、禮、忠、恕、信的關系也是這樣。一旦我們的心已經向往仁，我們便開始了使我們自己成為一個重義的人，一個尊禮的人，一個在其服務中忠誠的人，一個當某個其他人做了對我們不公的事情時愿意去原諒的人，一個在與朋友的交往和在管理眾人的事務上都有信于人的真正實踐。且僅當我們已經重義、尊禮、忠誠、寬恕和講信用時，我們才已經得仁于心。

　　我們必須說，這些僅僅是對孔子德性思想特質的一些非常基本的觀察。要深入地理解和領悟，我們就要深入他的德性倫理學的人文主義的細節。我們不得不把這個論題留待另一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