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制禮的原則

　　儒家重視禮的形式，認為非隆重的形式無以表達內心深厚的感情。雖然孔子也說過：“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53)認為僅有禮的外在形式而沒有內在的尊敬之心是不能算禮的，但荀子說：“凡禮，始乎棁，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54)認為返本修古、復情歸真、沒有文飾的禮是禮之最下者，尚次于文勝于情之禮。儒家重視禮之形式，于此可見一斑。道家之禮重質而輕文。《莊子·大宗師》記載：“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55)較之儒家喪禮的哭踴之節、喪服之繁、祭祀之多，要求孝子“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脫)绖帶。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56)，以致形銷骨立，“扶而后能起，杖而后能行”，孟孫才處母喪居然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可謂冒天下之大不韙，可莊子認為孟孫才善于處理喪事已達到極致了。《文子》說：“禮豐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57)《文子》強調精誠，認為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而抱真效誠者，能感動天地。與真誠的內心相比，外在的禮的表示便無足輕重。人們之間的日常交往也貴在誠心誠意，不在于禮之豐儉。推而廣之，治理天下國家，雖然不可缺少禮，但也不能繁文縟節，過分拘于形式，所謂“治國有禮，不在文辯”(58)。這就涉及了道家制禮的原則。《文子》說：“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禮既然是為了表達人的感情，那么恰如其分就足矣，沒必要添加過分的文飾。對道家來說，內容永遠是第一位的，真正的禮根本不在乎形式，如果非得要通過外在的形式才能表達的禮，那已經不是真正的禮，而變成了莊子所說的“俗禮”，亦即《文子》所言的末世之禮。這種末世之禮很受道家詬病，《文子》說：“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溺于世，非譽萃于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59)禮樂裝飾得過于繁瑣，違背了制禮作樂的初衷，故被有道的統治者棄而不用。《老子河上公章句》也說：“禮華盛實衰，飾偽煩多，動則離道，不可應也。”(60)偽飾繁多的禮遠離了大道質樸無華的本質，使人難以應付。

　　與此相應，道家認為制禮必須簡單易行。《莊子》說禮“唯簡之而不得”，稱贊孟孫才治喪“夫已有所簡矣”(61)。《文子》說：“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62)簡單易行，才能使禮在現實生活中發揮禮的規范約束作用。這種制禮的原則在漢代得到沿襲。《史記》記載：“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于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63)漢文帝受道家思想影響，認為禮繁文縟節，對治理國家益處不大。他的父親劉邦在叔孫通請求制禮時則明確規定：“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64)制禮要令人易知，令人易行，才能應用于實踐。

　　儒家之禮發展到后來更加復雜繁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65)，“經禮三百，曲禮三千”(66)，“三百”、“三千”之目，雖指大數，但其繁縟瑣屑之處，足以令人想見，也足以使人“窮年不能究其禮”，因而脫離實踐，日益僵化，形成一套束縛人的刻板程式，難以發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67)的作用。

　　尚須補充的是，《文子》認為禮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禮也應該與時俱進，有所損益，所謂“法與時變，禮與俗化”(68)。這與道家主“時變”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莊子就提出“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69)。

　　總體而言，《文子》認為禮是人類社會發展到末世的產物，其本質在謙和敬。禮與德、仁、義一起構成圣人治理天下、統御萬物的四種手段，但道德是本，禮是道德派生出來的，對于治理天下來說，是末之又末的手段，其作用僅及于一鄉的范圍。末世不可缺少禮，但禮破壞了人美好淳樸的天然本性，禮的出現帶來了詐偽。制禮應該遵循簡單易行的原則，因人情而制，因時變而制。由上可見，《文子》的禮學思想豐富而獨特，有與老莊相近的一面，但又表現出很大的不同，于禮的作用的認識，卻相似于稷下道家。而其主要特征，又并沒有超出道家作為一個流派其禮學思想的總體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