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無論禮在現實社會中具有如何重要的作用，在推崇道、德的道家看來，道、德最高最根本的地位是無法否定的。《文子》秉承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31)的思想，自覺維護道德的最高地位。“天地之道，以德為主，道為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甚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為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32)道之尊，德之貴，不須名位禮兵諸外物而尊顯。“誠能使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則民性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仁義不用，而道德定于天下，而民不淫于采色，故德衰然后飾仁義，和失然后謂調聲，禮淫然后飾容。故知道德，然后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后知禮樂不足修也。”道德是本，禮樂是道德派生出來的，對于治理天下來說，是末之又末的手段，“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33)，禮是失去道德之后所采取的一種不得已的補救方法，“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34)。

　　為什么禮的作用與道德相比會如此之微呢？《文子》對這個問題進行過深入思考。“文子[平王]問仁義禮何以薄于道德也？老子[文子]曰：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遍，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35)《文子》認為，仁義禮皆非人的本性中具有，必須依靠外力才能施加于個人身上，當外力一旦失去，仁義禮的效用也就會隨之消失，而行仁行義，必以哀樂取與，四海之內，可哀者眾，可樂者寡，可取者少，須與者多，外力不足以產生強大持久的作用，因之能發揮的效用就非常有限。而道德卻不然，它不依靠外力，無為而治，遵照人的本性，使其自然發展，“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36)，因此道的作用遠非仁義禮智所能及。

　　《文子》這一思想是建立在道家人性善這一理論基礎之上的。先秦道家并沒有明白地說人性善，《老子》和《莊子》內七篇甚至沒有出現“性”字，自然也無明確的性善觀念，“但他們所說的德即等于后來所說的性，而德是道之一體，則他們實際也認為人性是善的。”(37)性來自于產生萬物的根源和世界的本體——道，因之性是美的、善的無疑。不過道家的性善論與儒家孟子的性善論又有本質區別。孟子認為，人的天性里就包含了仁義禮智諸般善的因素：“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38)仁義禮智是人與生俱來的本性，而社會上之所以會有惡，乃是因為沒有擴充這種本性。

　　《文子》也認為人性本善，但其善的內涵主要是指自然天真，美好淳樸，“以道本人之性無邪穢，久湛于物即忘其本，即合于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39)人秉道而生，所以天生就具有道的美好純潔本性，而仁義禮智是違背道的規律才產生的，不但無益于人的天性發展，還會破壞人的淳樸本性，是人性發展的障礙。就如水一樣，如果保持水的本性，不去無故攪動，水是會澄清的，但如不斷攪動，泥沙俱下，那么水就無法維持自身的本性保持清澈。人受外物的影響，長此以往就忘記了自己的本性。仁義禮智這些都是外加于人身上破壞人無邪本性的外物，在大道流行的至世是根本不會出現的，因此他們即使用于治世，其效用亦甚微。

　　對于禮在現實生活中究竟能發揮多大作用，《文子》進行了具體描述：“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厚者大，德薄者小……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40)修道德能治好天下，萬民歸心，修禮智只能管理好一個鄉，與道德相比，禮的作用何其小哉！這與儒家推崇禮，認為維護天下國家的統治非禮不行的態度截然不同。孔子說：“為國以禮。”(41)荀子說：“禮者，政之也；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42)《禮記》更說：“民之所由生，禮為大……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43)“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44)與道家視禮為治國的最末手段不同，在儒家看來，禮是治國之本，是治理天下最重要也最基本的手段，治政安君，非禮不行。儒道兩家對禮作用的認識何以會如此天壤之別呢？主要原因可能是兩者追求的目標不同。儒家以治國平天下為最高理想，膠著于現實社會與人生，其目標淺近而切實，因此有了禮就能解決基本的現實問題。道家以恢復人類最初的美好天性為最高境界，那種理想世界只有大道流行才能存在，不是任何人為努力能夠做到，而禮是人制定出來的，它當然無法解決人類自身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