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去世后，按其遺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獻遺產贈送給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同時指定伯恩斯坦和倍倍爾作為文獻遺產的保管人，兩個人中伯恩斯坦起主要作用。伯恩斯坦在恩格斯去世后只是發表了《圣麥克斯》章的一部分，不管是伯恩斯坦本人，還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都無計劃出版整部《德意志意識形態》。梅林作為恩格斯遺著的執行人和受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委托出版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理論家，具有出版《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權利和條件，但是梅林對手稿知之甚少，意識不到《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重要價值，也無意于此。邁爾沒有掌握整部手稿篇章之間的關系，也沒能重建手稿。梁贊諾是全面收集、整理、細致考察手稿以及著手實施全文發表的第一人。

　　第四，梁贊諾夫對他在收集和整理《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的自我認知。梁贊諾夫本人對自己在收集和出版《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怎樣認知的? 他是不是認為自己是手稿的“發現者”? 通過對《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新消息》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史》的文獻學考察，可以證實，梁贊諾夫從未自詡是手稿的“發現者”。在《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新消息》中，梁贊諾夫曾經4 次使用“發現”一詞，第一次使用是在闡述文章的主旨時，“首先談論我們‘發現＇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新消息”；第二次使用是在論述《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理論意義時，“只有‘發現＇了這兩卷本，才可以填補馬克思恩格斯創作活動的兩個階段之間存在的鴻溝”；第三次和第四次使用是在評價邁爾的《恩格斯傳》時，“需要指出，邁爾對1842 年之前恩格斯生平中幾個重要事實的‘發現＇具有重要貢獻”，因為對邁爾書中新奇的觀點的“發現”，梁贊諾夫決定推遲馬克思著作的出版，直到最終確定手稿沒有消失和存放之處。前兩次使用的是俄語中作為動詞的發現( открываться、открыть) ，后兩次使用的是俄語中作為名詞的發現( открытие) 因此通過以上原文詞義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在《馬克思恩格斯文獻的新消息》的報告中，梁贊諾夫從未使用“發現者”( открываьель) 一詞，更沒有自詡為《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的發現者。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史》中，梁贊諾夫的用詞更加謹慎了，在整篇文章中既未使用“發現”一詞，也沒有使用“發現者”一詞。通過對《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新消息》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史》的文獻考察，我們根本找不到梁贊諾夫自詡為手稿“發現者”的文獻證據。因此邁爾對梁贊諾夫自詡為發現者的指責是不成立的。反而是因為梁贊諾夫的工作使手稿盡可能的保存了原貌。伯恩斯坦、倍倍爾作為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保管人，沒有悉心照顧和管理手稿。正如梁贊諾夫指出的那樣，他們在保管文獻遺產時既不能確認借出的手稿是否完整的歸還，也不能證實是否有人隱藏一部手稿不歸還。這說明恩格斯去世后，他們對遺稿的處理是非常輕率的。因此，伯恩斯坦沒有盡到手稿保管人應盡的義務，如果手稿一直有由他保管很難保證手稿的完好和全文出版。

　　在某種程度上說，梁贊諾夫拯救和保護了包括《德意志意識形態》在內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獻遺產。后來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二戰時期文獻遺產歷經顛沛流離，很多原始手稿丟失、損毀。今天編輯《德意志意識形態》時，查閱原始手稿時也要查閱梁贊諾夫的復制件，因為這些復制件體現了手稿被破壞之前的原貌。梁贊諾夫為后來的學者研究《德意志意識形態》提供了文獻依據，除此之外，梁贊諾夫嘗試重建手稿并出版了《費爾巴哈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