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存在的客觀依據已經具備：一是著作作者在其論著、自述文獻、信件中的直接確認；二是手稿所處的時代的出版物提供了關于手稿的信息；三是手稿自身留下的文獻信息。所以《德意志意識形態》不再是只有作者自述的“概念性”文稿，而是有充實的證據能證明其存在的文稿。

　　其次，梁贊諾夫收集和整理《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的依據與梅林相比，邁爾提供了關于《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更準確和更詳實的信息。梁贊諾夫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史》中積極評價了邁爾關于手稿的研究成果，顯然與1923 年的報告相比梁贊諾夫的態度發生了的變化，發生這些變化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梁贊諾夫終于客觀事實；二是梁贊諾夫在1923年的報告中對邁爾學術能力和學術規范的質疑確實有不當之處。

　　與梅林不同，邁爾把所有能收集到的無論是已經刊印還是未刊印的手稿進行了鑒別。他在1921年版的《社會學與社會政策文獻》第47卷第三冊中發表了部分手稿，并“把《萊比錫宗教會議》、《二、圣布魯諾》和《三、圣麥克斯》的手稿當作《德意志意識形態》這本著作的組成部分聯系起來”。顯然邁爾對手稿已經有了整體性概念，他把《德意志意識形態》視為整體，認為《萊比錫宗教會議》、《二、圣布魯諾》和《三、圣麥克斯》是整體的組成部分，并試圖編輯和重建手稿，但是他沒有實現對整部手稿的重構。而且他發表《二、圣布魯諾》時使用的標題是《萊比錫宗教會議》，即邁爾把《二、圣布魯諾》錯認為《萊比錫宗教會議》的一部分，因而他還不能把握《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篇章之間的結構聯系。邁爾研究《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成果集中體現在他的《恩格斯傳》中，在書的前言中邁爾說明了手稿的來源：一部分來自伯恩斯坦保存的文稿；一部分來自德國民主社會工黨檔案館。書的正文中邁爾具體描繪了《德意志意識形態》，“這部書，可以說是《神圣家族》理論的繼續；主要的批判對象，還是他們自己曾經一度擁抱過的‘哲學意識’。在那里，他們攻擊了鮑爾、史迪訥甚至費爾巴哈和‘真社會主義者’。書名《德意志觀念形態》，自一八四五年九月至一八四六年八月，書寫成了。”邁爾提供了手稿的名稱、作者、內容、寫作時間、存放地點等重要的信息。依據梅林的《馬克思恩格斯拉薩爾遺囑選》、《馬克思傳》和邁爾的《恩格斯傳》提供的信息梁贊諾夫收集到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絕大部分手稿。無論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最新消息》的報告還是《德意志意識形態史》中梁贊諾夫都承認這一點，并進行專門的論述。

　　再次，梁贊諾夫基本完成了《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全文的收集和整理梁贊諾夫從梅林和邁爾的作品中獲得了關于手稿的重要信息后，就趕去柏林收集手稿。手稿的收集并不一帆風順，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難。梁贊諾夫在《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新消息》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史》中論述手稿的收集過程時都使用了“千辛萬苦”這個詞，“我經歷千辛萬苦終于使整部《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問世”，“我經歷千辛萬苦終于把我們關心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基本上收集完整”，手稿的收集是克服了很多困難才完成。文獻遺產的收集工作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它涉及到文獻遺產的保管人伯恩斯坦、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以及與文獻遺產密切相關的黨內重要人士。例如，在1923 年借助于考茨基和夫人的幫助，經過談判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獲得了復制和以俄文出版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權利，即當梁贊諾夫做《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新消息》的報告時，研究院只擁有用俄文出版文獻遺產的權利。因此《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費爾巴哈》章的俄文版先于原文版問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一版出版計劃也早于MEGA1 版出版計劃啟動，又經過幾年的曲折談判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才獲得用原文出版文獻遺產的權利。從聽聞手稿到獲得手稿再到出版手稿，這個過程包括很多環節、多種渠道以及涉及各色人物，梁贊諾夫是溝通全部環節、渠道，以及平衡各色人物關系的核心人物。梁贊諾夫對于《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做出了他人不能比擬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