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嚴格說來，“分開”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用起來很形象，但內涵有很大的模糊性。黨的文件中強調的是職能分開，但實踐中出現的往往是職務分設。其結果是黨政之間職責不清、相互扯皮，并沒有解決該解決的問題。所以，到后來我們越來越少使用這個概念。但是，慎用“黨政分開”這個概念，不等于黨政可以不分。遺憾的是，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沒有能夠在鄧小平同志思考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我想特別指出的是，改革開放的滄桑巨變，一方面得益于市場經濟的推動，另一方面得益于政治體制上進行了相應改革。當然，和現實需要相比，這方面的改革仍然不夠。但有些研究者不能正確地解讀兩者的關系，看不到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我們也在慢慢地改革政治體制和黨的領導體制，看不到一些深層次問題的根子在于政治體制仍然不相適應，甚至還有人把黨政不分總結為我們體制的優點和成功的原因，進而從中得出不需要改革的結論。這是一種根本方向的誤識。

　　我們說改得不夠，主要是指黨政關系仍然存在混沌不清的狀況。這種混沌不清，給我們帶來越來越多新的困擾。比如，政府部門發生的問題再小，人們也很少會認為和黨無關。我們自己也往往自覺不自覺把這些問題和黨組織的形象聯系在一起。

　　又如，依法治國是現代法治社會的要求，我們也強調執法部門在黨的領導下相對獨立地司法執法。但是，相當數量的黨組織把這種領導理解為決定權，以為黨的領導就體現在黨委和黨的書記說了算，以為這才叫“守土有責”。這就免不了要在“維護領導”的名義下去干預各類具體案子。要知道，大量訴諸法律的紛爭并無絕對的好與壞、正確與錯誤之分。把這些事情的決定權攬到黨組織手里，不是加強領導，而是把司法中的種種問題攬到自己身上，使自己成為社會矛盾的中心。

　　再如，在國有企業中加強黨的領導，這是應當堅持的原則。這些年來，鑒于企業黨建弱化的狀況，我們對這個問題給予格外關注和強調。結果，很快就出現了新的情況：一些地方把這種領導理解成黨組織（黨組、黨委）直接作出和經營有關的決策。帶來的問題是，一旦決策失誤，導致企業經營不善、國有資產流失，誰來負責？由黨組織負責，法理上不順；由企業法人治理結構負責，又顯然不公平。這個疙瘩，我們仍舊沒有解開。

　　應當承認，我們在執政理念上還沒有完全擺脫計劃經濟思維的影響：一說領導，就是事無巨細地包攬一切，什么都想管，什么都想說了算。我們不能光看到用權時的那種爽，而看不到要為用權的結果買單，看不到黨政關系理不清往往使黨和政府的行為捆綁在一起、混淆在一起，難有回旋余地，最后損害的是黨的權威和公信力。而損害到黨的公信力，這是很糟糕的。

　　別把黨的工作和公權力攪一起

　　人們承認一門科學，是因為它能發現規律，反映人們對規律性的認識。而所謂規律，就是大家都必須遵守、誰也擺脫不了的法則。對事物的規律認識越深刻，科學化水平越高、科學性越強。

　　和一般政黨相比，我們黨確實有著很不相同的特殊性。從起源講，政黨發明于西方，是在代議制民主框架下通過爭取足夠民眾認同來掌權的政治組織。我們黨則是在政黨已經普遍存在的狀況下，利用它具有的組織民眾的功能，把被壓迫階級動員起來，發動革命，推翻統治階級，再領導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毛澤東同志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從這個角度講，革命黨和執政黨的確是不一樣的。革命黨主要思考如何動員民眾、獲得推翻舊政權所需要的足夠力量的問題。而一個處于執政狀態或者是打算執政的政黨，需要思考和解決的是如何把民眾和國家權力連接起來的問題，在兩者之間起溝通、協調、平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