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而言,由于自身優勢,“混合商”是整個電子城“轉型交易”的實施主體,同時他們又是電子城經營者主體,有一套健全的交易隊伍和交易模式,為其順利“轉型”提供了保障。“混合商”經營人員齊整,分工明確,擁有導購、銷售、低層與中層管理人員,他們分別在“轉型交易”中扮演各自角色,加之市場管理者對之默許甚至保護,最終使這種欺詐性的交易模式在電子市場愈演愈烈,不斷在時空中復制與拓展。

　　與“轉型交易”不同,熟人之間“關系交易”通常體現為誠信的交易模式,其基本類型主要有如下幾種:其一,“廠商與高級代理商”之間的交易,這是生產部門與商貿部門的第一步關聯。在中國,廠商與高級代理商之間雖然有利益分割,實質上卻形成一種休戚相關的共生關系。其二,高級代理商與低級代理商之間以及面向一般顧客的市場經營者相互之間的交易。由于這種交易往往具有重復性和穩定性的特點,各級代理之間以及代理與市場經營者之間的交易大多數呈現為熟人之間的交易。其三,市場經營者與顧客的交易。總體上看,面向消費者的交易多發生于陌生人之間,但也會有一定數量的交易在熟人之間進行,尤其在注重發展“回頭客”的“炒貨商”那里。一般的市場經營者都會擁有一定的“回頭客”,熟人之間的交易在其交易總額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二)經營者“雙重人格”與“二元交易原則”

　　通過對ZGC電子市場兩種交易模式的簡單分析,我們發現,無論是從交易的發起、交易的過程來看,還是從交易的結果來看,熟人之間和陌生人之間的交易都產生了相互背離的趨勢,而且這種分離趨勢發生于同一市場之中。這種因交易對象不同而產生的交易模式的分化不僅有悖于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原則,而且使中國市場呈現出與西方社會差異很大的特征。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是:為什么在同一市場之中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兩種交易模式?

　　這與中國獨特的市場制度和運行環境有極大關系。市場制度并非內生于中國,而是西方社會的舶來品,當引入以后,必然受到我國既存社會制度的抵制,因為傳統的價值觀念與道德倫理仍具有極強的生命力。正如余英時所言:中國現代化的表面變化很大,從科技、制度,以至一部分風俗習慣都與百年前截然異趣,但在精神價值方面則并無根本突破,而中國現代化的困難之一即源于價值觀念的混亂[7]。

　　在傳統道德原則和既有社會結構的作用下,市場運行中的經濟效益最大化原則和理性化、契約化的追求在短時間內很難為中國經營者所接受,因此,在交易中,經營者也會受到二元的規范制約,形成雙重人格。一方面,作為一個生意人,受到經濟效益最大化原則的約束,他要在交易中獲取利潤;另一方面,又受到傳統道德原則和禮俗秩序的約束,分立的規范分別作用于經營者的思想觀念和交易行為,使其針對不同顧客往往采取截然不同的交易模式。

　　經濟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使經營者在陌生人交易中形成獲取利益不擇手段的人格,而傳統道德原則的束縛、禮俗秩序的制約使經營者在熟人交易中有所顧忌,進而形成誠信交易的人格。正是經營者的這種雙重人格,導致了因交易對象不同而產生相異的交易模式。當面對熟人時,由于社會關系網絡的存在和儒家倫理等傳統道德的指導作用,經營者不能為了追求利益而不擇手段,因為熟悉關系的存在增加了其欺詐成本,增加了投機的道德風險,也不利于良好信譽的形成。普遍而言,經營者熟人之間的交易一般是一種穩定的誠信交易。當面對陌生人時,利潤最大化原則的追求,使經營者想從顧客獲取較高利潤,而此時儒家倫理等傳統道德原則很難發揮作用,缺乏道德規范的約束、相關法律制度和監管機制的不完善,為經營者從事投機性交易提供了便利。因此,面對陌生人時,許多經營者往往很難做到以誠相待,以“轉型”等方式與顧客進行欺詐性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