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全球化是從冷戰結束到現在。南北之間的結構性差距進一步擴大，而推動已經固化的差距進一步擴大的條件是世界格局在質上、量上發生變化：經濟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政治上冷戰體制的結束、文化上美國化的傾向，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條件。雖然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方式發生了改變，出口中制造業的比例也由1980年的25％上升至1998年的80％，服務貿易的比例從9％擴大到17％③，然而，如今這種融入這股全球化浪潮中的國家和被這一浪潮排除在外的國家之間的差距，被卷入全球化的各國之間的或是各自國內的差距擴大及其固化，在經濟、政治、文化中產生的各種各樣的差距、不平等、壓制和異化等，都已經嚴重到了不容忽視的程度。現狀是：曾經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初期經歷過的歷史過程再次以全球化的形式顯現。雖然人類有著較為豐富的糾正市場發展過程中發生的災禍的歷史經驗，但那些多是區域性的，若將這些經驗用于全球的話，就顯得很不夠了。

　　二、恐怖主義是全球化進程的歷史報應

　　如果將全球化置于歷史長河中的話，就不難發現全球化與恐怖主義之間存在著意想不到的關聯。“9·11”事件以及之后的同時性、多發性恐怖襲擊事件的爆發都與全球化有著密切的聯系。

　　美國的日本研究學者查莫斯·約翰遜(Chalmers Ashby，Johnson)曾在他的著作《反彈：美利堅帝國的代價與后果》(Blowback：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全球化”，不過是將“19世紀稱作帝國主義的東西換成了看似更為合理的詞匯”罷了，由它引起的問題的所有責任都在于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國家政策以及外交政策，“這場世紀末發生的經濟危機起源于美國打開和控制東亞衛星國經濟的計劃，其目的在于消除潛在的競爭對手并保持美國在全球的霸主地位”④。

　　查莫斯在全面分析了全球化導致的20世紀末的經濟危機爆發、恐怖主義出現等意外后果之后，又作出了這樣的預言：“典型意義上的恐怖主義以襲擊無辜者來引起世人關注不可戰勝者們的原罪。21世紀的無辜者們將由于帝國主義在近幾十年中的冒險行為而遭到報復。雖然大部分美國人不大在意有人以他們的名義過去和現在都干了什么，但他們作為個人和集體都將為了他們的國家繼續控制世界的企圖而付出高昂的代價。”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