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性單位行動”與帕森斯的“個體單位行動”不同的是，前者認為存在著文化與理性行動、結構與理性行動這兩種結構與行動的關系，以此把理性、文化和結構關系結合在一起。因此，社會秩序依賴于制度與身份、身份與利益以及利益與制度的和諧。同時，聚合問題存在于“社會性單位行動”的所有構成要素之中，存在于行動(個體行動與集體行動)、價值(個體偏好與集體偏好)和信念(個體認知與制度發展)之中。理性化貫串于整個行動之中，其中個體與集體的行動通過組織而得以協調；理性化也貫串于思想領域，價值中的實體理性被抽象與系統化；理性化還貫串于物質領域，開發出制度中的功能理性。因而“社會性單位行動”的內層或個體層(欲望、信念和個體行動)與中層(社會領域的思想文化、物質結構和群體行動)聯系在一起，這是在帕森斯的個體主義“單位行動”理論中沒有說清楚的。由此可以看到，個體的欲望是個體思想文化的反映，個體的信念建立于個體得以存在的物質結構的基礎之上，而個體的行動是相關集體活動的一部分。這里有一個跨越構成“社會性單位”各部分分野的問題，例如，個體行動通常反映著集體的價值，集體價值也影響著個體行動。所以，人們可以考察集體層次、個體層次和跨越個體與集體的分野，這種分野聯系既存在于社會性單位的各部分之中，又處于各部分之間，“社會性單位行動”正是在這種關系中“行動”的。

　　總之，任何比較政治學的理論和方法都不可能對現實世界的所有復雜性和變化進行詳細而全面的研究，所以，研究模型就成為必要的、選擇性的和啟發性的工具。但研究模型具有針對性，只能對現實的特定領域進行較為精確的描述，在研究過程中肯定會強調和突出某些理論特征而弱化另一些特征，“社會性單位行動”理論也是如此。

　　“社會性單位行動”理論是一種類型學或者分類框架，它通過展示各種類型之間的可比性，探索類型演化及其中的替代與沖突，最終將比較政治學中三種主要的研究范式綜合起來。

　　綜上所述，當代比較政治學三大研究范式的研究主題涉及選擇、文化和環境，本體論涉及理性、規范和關系，關鍵性研究變量涉及利益、身份和制度。比較政治學中的問題與研究設計基本是由這三類要素形成的各種模型組成，而理性主義、文化主義、結構主義這三種理論范式的前途就在于通過它們之間的批判性對話來掲示它們之間的各種接合，在這些接合之處，一種理論范式的缺陷可以得到其他范式的彌補。盡管各種亞理論或研究模型的出現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從“主義導向”轉向“問題導向”的研究趨勢，但這種趨勢不是放棄理論而是通過構建對研究對象更具針對性的研究模型來彌補理論的不足和增強其適用性。它表現在，從對普適理論的追求轉向在特定問題域內運用理論工具對其構成條件進行專門分析；在特定問題域內主要的方法論和各種視角得以展示，并呈現相互融合的態勢。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問題導向”的研究聲稱不遵循任何理論框架，但其研究策略一般都與一定的理論方法中的某種研究策略兼容，因而我們無法在理論性研究與實踐性研究之間作出嚴格區分?！袄碚搶颉焙汀皢栴}導向”的比較主義者都應該認識到，對理論進行批判性的理解是闡明、重述和擴展經驗性研究的最好方式。